一、起草《历史决议》问题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就在考虑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进行总结。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都说明了在适当的时候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等会议上，以及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常常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以往的路线、方针、政策相比较，因而总是要直接间接地涉及“文化大革命”和建国后的历史这两个问题。在批评和遏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怀疑、否定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倾向以后，为了解决当时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即“左”的思想僵化的问题，以利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继续突破“左”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在这个进程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又在党内党外迫切地提了出来；国际上也在观察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1979年6月，中央决定，通过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由叶剑英代表党和国家发表一个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有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大家也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庆祝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当然还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
这篇讲话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会和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胡乔木具体主持，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从1979年6月底开始，讲话稿的起草前后经过3个月时间，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三四千人。应该说，这篇讲话是一个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多次对讲话稿提出意见。他曾经指出，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提法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他对讲话稿中关于毛主席在建国后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怎么提法，讲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要使人看了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邓小平还说，现在要注意，有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这篇讲话稿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3部分。1979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讲话稿进行了最后的讨论和修改，并一致通过了这篇讲话稿。
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好评。许多人说，有了这篇讲话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30年的历史，以及30年来的中共党史，很多问题都容易说明了。同时，当时党内很多同志都迫切要求，在开党的十二大的时候，应该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就是说，党内已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呼声：希望在“国庆讲话”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大家认为叶帅的国庆讲话很好，但同给30年的历史问题作全面的具体的总结这个要求来比，还有距离。
邓小平听取党内强烈的呼声，审时度势，把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提上了党的重要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提出可以着手起草《历史决议》了。在谈到准备为明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时，邓小平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他还说，有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在10月30日起草小组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胡乔木作了部署：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解放军报社和中央档案馆调人，今天开始就“脱产”进行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4个阶段分工做准备，包括分段看材料、档，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这次会后，《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新六所开始工作了。
二、关于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会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起草的文字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过程中的有关组织、联系工作由邓力群负责。
起草小组于1980年2月20日搞出了一份“仅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这份提纲对决议“总的结构”是这样设想的：“全文拟先写个简要前言，下面再写五个部分：一、从建国到八大；二、八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三、‘文化大革命’；四、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五、主要经验教训的总结。”
邓小平看了这份提纲以后，于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3人谈话，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4月1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重点讲了对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他简要评述了此后10年间的大事，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对决议的总体结构，邓小平也谈了他的设计：“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三、《决议》的最初草稿被推倒重来
起草小组于1980年5月23日拿出了一个《〈决议〉提纲草稿》。随后，写出了《决议》的最初草稿。
邓小平于6月27日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看过《〈决议〉草稿》后的意见。邓小平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档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
在7月3日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谈了如何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他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地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这个决议是说服对于这个方面有怀疑的同志的武器。”胡乔木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这个办法，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决议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把钥匙。
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信，汇报《历史决议》重新起草的进度。信中写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
到了8月初，拿出了一个新稿子，正式取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经过一个月的修改，于9月10日拿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未定稿）》。全稿约6万字，基本上按邓小平的设计，分5部分，第一部分讲建国31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第二部分讲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4个阶段，第三部分讲“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第四部分讲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第五部分讲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
四、在党内四千人讨论《决议（未定稿）》后邓小平作出的明确指示
1979年9月10日，《〈决议〉（未定稿）》先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此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决议》稿要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胡乔木、邓力群和起草小组日夜修改，于1980年10月11日拿出了供党内4000人讨论的稿子。全稿约5万字，比9月10日稿压缩了八九千字。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年十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
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故称为四千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四千人讨论从1980年10月中旬开始，持续了一个月多，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4000多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的甚至贬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
邓小平看了四千人讨论的简报，于10月25日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邓小平着重讲了关于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他坚定地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还讲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的问题。他说：“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的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的这一篇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是决议做得成功的关键。
四千人大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4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
中央党政军机关在讨论中有300多位同志、3个组的全体同志和4个组的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入《决议》中去。这样做，有着最重要、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参加讨论的同志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前两年的错误已经和正在被纠正，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有的同志说，三中全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对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给予肯定。
邓小平在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明确表态：“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五、陈云意见在《决议》开头加写党在建国前28年历史同邓小平不谋而合
经过四千人讨论后，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为此，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以下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在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再次修改后提请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起草小组加紧工作，在1981年2月上中旬又搞出一稿，送中央常委审阅。
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提出改写《历史决议》的新方案，题目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胡乔木认为，历史决议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对历史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断，按新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邓小平在得知这种不同看法后，3月7日找邓力群谈话，邓小平明确表示：“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
3月9日，邓小平又同邓力群等谈话。针对1981年2月决议修改稿中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发展4个阶段这些部分存在的问题，指出：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
邓小平还指出：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3月18日，邓小平再次约邓力群、吴冷西谈话，他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对粉碎“四人帮”以前27年，他又作了简要的评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他也说到，“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决议稿中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邓小平比较满意，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
谈话间，邓力群转述胡耀邦的意见，主张决议稿写出来以后，多听听老干部的意见，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
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与陈云交换了意见。26日，他对邓力群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陈云加写建国前28年历史的意见，同邓小平最初对历史决议的设计不谋而合。邓小平在1980年4月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说：“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这样，决议稿又加上了一个部分——“前言”，以“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32年的经验，有必要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28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开头，写了4大段2000字。
1981年3月30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初步决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6月上旬召开；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先在党内讨论10天左右，“七一”公开发表；要按照这个日程，抓紧把准备工作做好；请乔木同志集中精力修改历史问题决议，争取4月中旬修改出来，4月下旬提请政治局讨论；现在这个3.6万字的稿子，先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在40人左右的范围内看看，请起草小组派几个联络员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报刊宣传就要向历史决议阐述的观点靠近。
六、在《决议》稿再次经过党内40多人讨论后邓小平发表的谈话
党内40多人的讨论，从1981年3月31日开始进行。4月7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讨论中间有许多好的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他还针对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经济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成绩，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他列举基辛格访华、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恢复中日邦交以及自己出席联大六届特别会议等事实加以证明。
经40多人讨论后，起草小组于5月15日作了修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讨论，第二天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胡乔木对《决议》稿作了说明。
邓小平对《决议》稿一年多来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了评价，称起草小组的同志“下了苦功夫”。他说：“这个档是在4000人讨论和最近40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28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它许多重要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
邓小平还说，当然，对于党内讨论中提出的有些意见，《决议》稿没有接受。他列举了10条，如：认为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1957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是内乱的提法；认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等等。明确表示这些提法或论点没有接受，对有的意见表示“这个说法不好。”针对这些不恰当的以至错误的意见，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还针对不急于搞这个决议的看法，强调了作历史决议的紧迫性。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档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了搞《历史决议》的领导方法：“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
七、邓小平对《历史决议》作出的总的评价
1981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决定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时，原来第一部分的标题“前言”，改为“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
从6月15日起，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决议草案。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审议决议稿的同时，还征求了参加过1980年四千人讨论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近1000人的意见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中央委员们在讨论中，对决议稿又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其中包括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经过7天分组讨论，到第8天，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着重讨论怎样根据预备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修改。会上，邓力群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几位常委都讲了话。邓小平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档来解决。”
“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认为，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征求意见，广泛发扬民主，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他还说：“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邓小平还就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
召集人碰头会开得生动活泼。最后，大家同意委托常委会的同志定稿。
会后，胡乔木、邓力群等还是按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精心修改。到6月26日，修改好了准备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讨论通过的稿子，首先送给常委诸同志审阅。这个稿子采纳、吸收了预备会上提出的意见，与提供给预备会讨论的稿子相比，篇幅约增加了3000多字；所作的增补和修改，使决议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表述更加准确、恰当。
陈云看了这份决议草案后，委托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叶剑英高龄有病，亲自向中央常委和全体到会同志写信，信中写道：“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6月27日全体会议上，《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在6月29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最后讲话。他说：“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历史决议》发表后，得到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普遍的好评。学习、贯彻决议精神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增强团结，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一心一意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一年多以后，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而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对中国共产党6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
邓小平在十二大闭幕后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而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继往开来，为打开这条新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