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冬之际，经历了两年半的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败局已定。当时，国民党军除后方部队外，采取重兵集团防御的，计有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6个。其中沈阳集团已被歼灭，徐州集团正被围歼中，太原集团亦被包围，而北平集团战略上的弱点随即完全暴露出来。也就是说，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和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使华北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华北傅作义集团面临着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的夹击之势，人们普遍地认为，华北将很快变成“东北第二”。傅作义集团需要迅速作出抉择的严重问题是固守平、津、张、唐地区，还是实行战略撤退，一时又难以下定最后决心。
人民解放军经过1948年9、10两个月作战，特别是辽沈战役和济南战役的胜利，根本改变了敌我态势。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极大提高，不但已经可以攻克国民党军强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和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将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来预测的5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计划，适时作出调整，认为，这一任务的完成，“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当时，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集团除1个军3个师约4万人位于归绥（今呼和浩特），1个师1万余人位于大同外，其余主力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旅），连同其他部队共50余万人，分布在山海关至归绥一线。在上述42个师（旅）中，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25个师（旅），分布于平津、塘沽、唐山等地，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为17个师（旅），分布于察哈尔、绥远各地，兵力分散，其联络随时都可以切断。
对于这个重兵集团，是固守平、津、张、唐地区，还是实行战略撤退，在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蒋介石和傅作义各执一词，各有打算，充分暴露出蒋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11月上旬，傅作义到南京参加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研究平津地区的防务问题。在会上，蒋提出放弃平津，正式委任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并通过何应钦转达要把华北军队全部南撤之意，所有军队均归傅指挥。因傅对蒋排斥异己深有戒心，不愿南撤，而企图在平津危急时率部西撤绥远，故主张坚守华北。傅的这个表态，蒋当即表示尊重傅的意见。但蒋、傅又同时错误判断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至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进关。暂时固守平、津、张、唐地区，蒋可以钳制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所需时间；傅可以争取到美国的军援，西撤绥远老巢。所以在具体兵力部署上，蒋控制的国防部，主张“以一部兵力守备北平，以主力确保津沽”。而傅控制的华北“剿总”则认为，“顾及张垣系通绥、包唯一要道，不欲轻易撤离”，且判断解放军“将先略取张垣，乃将有力部队集中察南”。
傅作义集团在北面失去东北依托，南面又陷于危局，战略态势十分孤立的情况下，将各地兵力收缩集中，采取单纯防御。除绥远地区外，先是将所有部队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承德和唐山至山海关一线狭窄地区，摆成“一字长蛇阵”的部署。
11月中下旬，傅作义又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最后决定采取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
在辽沈战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傅作义为了挽救危局，突然命令所部袭击石家庄、平山，企图袭取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及华北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为此，蒋介石到北平多次与傅作义密谈。蒋认为，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开赴绥远，共军在冀中的兵力空虚，如组织一支快速部队突袭西柏坡，将会收到扭转战局之奇效。
困境中的傅作义也认为这是一次运用“掏心战术”的大好时机，事成可大大提高自己的声望，不成也免得蒋介石调其主力开赴东北战场。傅与蒋谈定，蒋出动嫡系“中央军”的步兵，傅出动骑兵，来完成自以为将轰动国内外的行动，以振奋国民党的军心。接着傅作义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部署。
10月23日上午，在“华北剿总”司令部秘密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下达了对外称为“援晋兵团”（增援阎锡山部）的作战任务。任命国民党嫡系中央军的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傅作义的新编骑兵四师师长刘春方和新二军二七二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任命曾和共产党打过多次交道的原集宁军调小组代表王越为第一联络官。
会议还委派“华北剿总”政工处少将副处长由竹生监视“援晋兵团”的行动。
这次会议后，总指挥郑挺锋又在保定召开了师旅以上高级军官军事会议，宣布了兵力部署的命令，并决定其部队先在涿州集结，于10月26日在保定会合。一切部署完毕后，蒋傅联军便开始了对西柏坡的秘密偷袭。
但是让蒋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党的地下情报人员很快得到相关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