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空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从国外临空经济发展的情况看，临空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机场对于区域经济有两大主要贡献：GDP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据牛津经济预测（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估计，航空业的增长对英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相当于3%的GDP增长值。根据被广泛应用的“拇指原则”，机场每年每服务100万顾客就要提供大约1000个直接工作，支持了大约2950个全国性职位，2000个区域性职位，1425个子区域职位。
中国临空经济在近些年来也呈现出了大步跨越的强劲发展形势，已经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北京市“十二五”规划，北京城南地区将规划建设“新航城”，即以首都新机场为核心规划建设新城，使之成为未来的洲际综合型交通枢纽。“十二五”时期，新航城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高端临空产业集聚，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和辐射带动力。与此同时，紧邻首都第二机场的河北廊坊市也在极力打造“临空港经济区”，2010年，河北省正式提出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并将“临空港经济区”上升为河北省战略，成为河北省对接北京的重点工作。
国内外临空经济区在企业遴选方面的比较
国外的临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所以在招商引资和企业遴选方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机制体系，对于区域的整体开发规划考虑得比较周全。在临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各自设立企业准入机制，借以优化区域的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的国际竞争力。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通过设立樟宜商业园、新加坡机场物流园、樟宜国际物流园、新加坡白沙芯片园和淡滨尼芯片园吸引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和区域化的本地公司，从而取代了新加坡普通意义上的工厂。这一措施构建起了一个国内外企业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能使国内企业得到很好的发展，形成了互惠共赢的局面。
临空经济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增长，且由于临空经济区信息、技术的密集性，使得临空经济对周边具有较大的技术溢出、信息溢出，从而为城市带来部分新兴产业。国外对于本国的新兴产业发展给予了大力的保护和支持，在选择临空经济区入住企业的时候会优先选择那些本国的萌芽工业或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实力可能并不很好，但临空经济区内一定也会有大型的跨国企业的入住，这样一来，通过这些大型企业的信息共享，业务外包等互通业务的往来，本国的小型萌芽企业就能在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得到快速的发展。
然而，目前中国的临空经济区在企业的遴选机制建立方面仍不够成熟，有些区域甚至尚属空白阶段。以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为例，其发展定位为“总部经济、虹桥门户”，在大力吸引外资，引入国际大型跨国企业总部的同时，相对忽略了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关注，导致园区内大型跨国企业缺少相应的供应商和配套企业的支持，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下面将在“中国临空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分析”一节专门加以论述）智慧经济：大数据时代夯实城市根基，加快城市智能化发展
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1年6月发布《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的研究报告，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数据正成为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相提并论的重要生产要素，大数据的使用将成为未来提高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美国政府于2012年3月宣布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提高对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
客观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智能城市”在中国的发展将会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实践。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根据已披露的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开建智慧城市的数量超过300个。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智慧城市投资总规模有望达到5000亿元。2012年12月，住建部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个文件。
2013年1月，住建部公布了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进入了规模推广的阶段，也使得智慧城市的概念日渐明晰。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90个，其中地级市37个，区（县）50个，镇3个，试点城市将经过3-5年的创建期，住建部将组织评估，对评估通过的试点城市（区、镇）进行评定，评定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一星、二星和三星。
目前，各地政府网站已经开发和积累了海量数据信息资源，但这些信息资源的潜能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如何开发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显着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与此同时，要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快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无线宽带通信等新技术的发展，着力构建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体系，在此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深度融合。
三大支柱与中国城市经营战略选择
城市三大支柱经济发展趋势下的城市经营选择，并不意味着把城市的所有资源和资产都拿来发展总部经济、临空经济、智慧经济等。在不同的阶段，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因而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选取还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要根据阶段性特色，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保证经济模式与城市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相适应。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科学经营城市，要求政府把传统的由政府直接投资并组织生产的公共产品推向市场，实现从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为城镇化发展和建设积累资金，谋求滚动发展；同时，政府要推进社会公平，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经营城市的精髓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府成本。
近年来，中国正处在加快转型发展的城镇化过程中，许多城市大胆探索城市经营的方式、方法和切入点，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和经验。就其城市经营的理念和方式，主要有以上7种主要模式。经验表明，经营城市即使只在公共产品范围，仍然需要把握重点，找准难点，才有成功的亮点。现在不少地方经营城市的内容过于琐碎，比如把桥梁冠名权、广告发布权等都开列进去，这有可能导致“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功能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物质基础。通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的冲击，更清晰地认识到城市经济的发展要强调综合协调发展。实践证明，越是城市功能单一化、产业体系非均衡、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的城市，所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因为在面临强大冲击时，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而忽略传统服务业发展，以及简单抑制或排斥制造业的提升发展。同样，在城市国际化过程中，也不应片面强调增强对外服务功能，而削弱对内保障服务功能。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要培育复合性功能，不仅要增强要素资源大量积聚、流动、配置的服务功能，也要提升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要具备为本地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保障功能，而且这些功能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城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肯定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对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前提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目前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中，出现了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城市化持续推进背景下，随着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和瓶颈，逐渐引起了专家和学者们的思考：一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可持续发展观缺失，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未形成良性互动，三是城市经济产业升级问题亟待解决。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而且难度极大，需要各级各方面加强协作，相互促进。我们要以全局和战略的思维把握方向，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积极推进创新创业，大胆探索符合城市实际和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转型升级之路。
区域创新：五大数据看能力
研发经费——苏京粤投入超千亿元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已达10240亿元，比上年增加1624.4亿元，增长17.9%。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1.97%，比上年的1.84%有所提高。根据不完全数据显示，江苏、广东、北京2012年研究经费投入均超过1000亿元，占当年GDP分别达到2.3%、2.1%和5.8%，另外，天津、上海等地R&；D与GDP之比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另据《2012年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显示，2012年，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山东7地的科技活动投入指数较高，均高于全国科技活动投入的平均指数60.54%。
2015年，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将达到1500亿元，占当时GDP比重的2.2%。据各地数据显示，黑龙江、安徽、福建、广西、重庆等地区2015年的目标值与全国平均值持平（或略高于全国平均值）。上海、天津等地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达到了3.3%。
高新技术产业——山东增加值最高，安徽占比最重
数据显示，2012年，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了7430.6亿元，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内蒙古、吉林则较其他地区逊色，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未达1000亿元，分别为801.13亿元和336.69亿元。而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2012年，安徽、湖南、山东分别达到了15.2%、15%和14.9%，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另外，根据目前的数据预测，北京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超过20%，达到25%，安徽、福建、湖北、河北等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将达到或超过10%。
战略性新兴产业——天津目标数据最高，湖南目标跨度最大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显示，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根据各地数据显示，除河南（7%）、海南（6%）以外（黑龙江、湖北、贵州暂无数据），其他地区2015年的发展目标均达到或超过8%的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包括天津、北京等16地区的目标值达到或超过10%，天津、北京较高，达到30%和25%。
根据2012年的数据，湖南要实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20%的目标跨度最大。数据显示，2012年，湖南、浙江、福建、广东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总量的10.3%、7.3%、7.45%和4.6%，而要实现2015年的目标值差距则分别为9.7%、4.7%、4.55%和5.4%。
专利密度——6地区专利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专利密度为3.2件每万人，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6地区的专利密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河南、云南等在内的12地区的专利密度不及1件每万人。
科技进步贡献率——江苏达56.5%
数据显示，2012年，江苏、黑龙江、湖南、陕西等省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或超过50%，其中江苏比重最高，达56.5%。2012年，全国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2011年的53.5％提高到54.5％，北京、山东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达到了69%和58%。另外，绝大部分地区2015年的目标值都在50%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