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尔1月29日发表演说，他指出保守党报纸误会了工党的对华政策。他针对英国政府的发言称，他认为国民政府在1月23日发布的宣言很妥当。麦克唐纳尔希望英国政府如果以对待日本的自由胸襟，继续与陈友仁进行谈判，则在上海的英国人决不会有人会发生生命危险。2月3日，英国工党接到陈友仁致英国工党附致阿马利关于中止汉口谈判的函电。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代表在伦敦讨论陈友仁的来电。麦克唐纳尔介绍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的代表希克斯，席林与蓝斯堡三人，去与英国首相以及外交大臣见面。会谈之后，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继续举行会议，讨论片时，接着休会至第二日。2月6日，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在爱尔白特厅召开要求对华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大会，到者甚众。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尔称，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设法提出正确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并且表示如果英国必须放弃旧有不平等条约下英国在中国所享有的各种特惠，则必须依照中英双方谈判与协定的结果放弃，中英双方不能用武力来解决两国外交上存在的问题。英国工党并且致电陈友仁，工党的目的并不是想在与陈友仁进行外交谈判，如果工党怀有这一意图，则工党行动就越轨了。工党不过是想使得陈友仁能知道英国工党的意见而已。工党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使得陈友仁与英国谈判代表之间有继续进行谈判的可能。工党告诉陈友仁，如果中国与英国之间能签订汉口条约，并且申明上海没有继续加以保护的必要，则英国军队有很大可能会从中国撤退。
（五）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的伟大意义
汉口“一三”惨案发生后，武汉工人和革命群众取得了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士气。1927年2月，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后，长期受中外资本家以及封建势力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的罢工运动迅猛发展，形成了震惊全国的武汉工潮。
首先起来的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早在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这3省及河南省为工作重点。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湖南农运基础较好。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到1927年1月，农会会员从40万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1000万人以上。1926年12月1日，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应邀出席指导。大会通过33个决议案，包括减租减息、禁止高利贷、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
在汉口工人和九江工人通过英勇斗争分别收回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后，极大地激励了湖北和江西工农运动的发展。1927年2月和3月，江西和湖北也先后召开本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5月，湘、鄂、赣3省农会会员分别达到518万、250万、38万人。此外，福建、浙江、河南等地农民运动也有一定发展。
农民组织起来的同时，便在广大农村掀起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们打落地主威风，审判并处死个别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改造或夺取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梭镖队，打击或瓦解或中立地主武装——团防局、保卫团、民团；普遍开展减租减息，租额一般减轻5％～30％，取缔高利贷，平抑谷价，打击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食，批判宗法制度和神权、族权、夫权思想，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吸鸦片，打击土匪流氓，开办学校，兴修水利等，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民运动沉重打击了中国农村顽固的封建势力，成就了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未曾实现的大业。但是，面对农村大革命的形势，革命阵营甚至共产党领导机关内部产生了右倾恐慌情绪。他们指责农民运动“过火”，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运动，打击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对此，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在1927年3月，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应相反。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可以说，后来导致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国特有的革命道路，最早是从这里发端的。
在农村出现大革命形势的同时，城市工人运动也在高涨起来。北伐出师时，中共中央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许多特派员到全国各地，依靠当地组织大力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给北伐军带路、侦察、救伤员、做后勤等，同时开展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争取改善自己的权利。北伐前，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有工会76个，工人10万余人；湖北仅有13个工会；江西更弱。北伐军进占这3省后，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工团联合会，分别改组为全省总工会，并先后在长沙和武汉召开本省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到1927年初，湖南工会会员达到40万人，湖北30万人。江西南昌也成立了总工会，有73个工会，会员4万人。汉口“一三”惨案发生后，通过中国民众对英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武汉国民政府先后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极大地激励了工农运动，此后工农运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从这几个特点也可以看出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的英勇斗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
一是斗争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过去反抗外商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发展到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湖北工人阶级奋勇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将汉口、九江英租界管理权交还中国，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彪炳千古的光辉篇章。
二是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比如：汉口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的就是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指引下，由中共湖北区执委的领导成员李立三、董必武和著名共产党员、工运领袖刘少奇、许白昊通过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动组织工人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湖北工会组织和武汉国民政府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掌握了反帝斗争领导权，确定了斗争的目标、方针和政策，保证了斗争的胜利。三是湖北工人的反帝斗争是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斗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于1月5日派军警接管英租界后与英方举行谈判，陈友仁等人以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为后盾，实行铁腕外交，迫使英方在协定上签字，将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管理权交还中国。此后，英帝国主义不甘失败，拉拢其他帝国主义伺机反扑，日帝制造了“四三”惨案，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工人坚持斗争。但从4月起，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右派逐渐得势，害怕帝国主义，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致使工人提出的条件未能实现，反帝斗争形势发生逆转。
四是湖北工人的反帝斗争是以武汉为中心，在全省铺开，形成波澜壮阔的斗争高潮。武汉有外国租界，外商投资工厂多，工人身受剥削压迫，斗争最为尖锐激烈。武汉工人的反帝斗争是和湖北各地的斗争彼此呼应融为一体的，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总之，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一大壮举。这场斗争自始至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从提出“收回租界”的口号，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派干部指挥群众行动，到推动国民政府坚持外交谈判斗争迫使英方签字同意，中国共产党都掌握着斗争的领导权。工会组织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少奇当时指出“工会是群众奋斗的机关”，党通过湖北全省总工会及所属各级工会组织，发动组织广大工人英勇奋斗，发挥了反帝斗争的主力军作用，显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巨大力量，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