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政府大小之争的视野之外，一个关乎现代政府规模与职能定位的重大问题常常被忽略，那就是脱离开政府、社会与市场论述框架的一种无法控制和驾驭的特殊政府机制——超级政府。超级政府，乃是一种人为地将国家内部的政党机制、国家（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融入政党-国家机制之中而形成的政府形态。其实，大政府与超级政府这两者之间，具有本质区别。法制框架内的政府，只有一个正在简约治理和必定简约治理的相异状态。这样的政府究竟什么时候落定在简约治理的平台上，或者它在变迁着的时代处境中如何一直维持简约治理的状态，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否可能落定在简约治理平台上的问题。非此框架的超级政府，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它从来就不可能落定在国家简约治理的平台上，只能运行在全能政府的超高风险状态中。
大政府与超级政府的本质差别，基本被人们忽视。超级政府没有大小、强弱之分，它从来就是既大且强的政府，哪怕它实际上常常处于外强中干的困境之中。只有在大社会与大市场制约下的大政府，才有所谓大小、强弱问题。超级政府的治理，从表象上看去，那是风云际会、顺风顺水的治理状态。尤其是在超级政府可以确切地、牢牢地把握国家权力的时候，它对国家的治理简直就是一种唾手可得的简易功夫。这种超级政府的典范形态就是苏联。苏联超级政府在其保持自身运行畅顺的条件下，至少在保有它得以维持的条件下，曾经创造了国家发展的奇迹——它以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模式，造就了国家20年实现工业化的传奇历史。国家在斯大林手里被改造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无霸，国家就此成为无所不包的超级复杂体系。人们将这样的超级复杂国家的特征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而且集中者不是国家而是政党，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权力“最终集中于联共（布）中央，实际上集中于党的领袖斯大林个人”；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模式是高度军事化的，发展的目标是为了进行军事竞争、争霸世界；再一方面，国家权力体系高度封闭，它抵制一切有利于合理的、开放的决策方式，而且以自我肯定的方式对自己的成就大加赞美。这样的国家定位，是国家吞噬了社会和市场的超级国家，国家就此成为高度专断的机器。国家的结构看似简单，似乎是以简驭繁的现代国家治理机制。其实，这种机制得以运行和维持的条件十分复杂，它既需要仰仗国家政治领袖的天纵英明，又需要一个规模庞大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政党，还需要将社会与市场努力消融在国家体系之中。如果这样的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它就会创造令人瞠目结舌的腾飞奇迹；如果这样的条件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性的构成要素，它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崩溃的可悲泥淖。斯大林身后的苏联发展走势，证明了这样的国家治理模式难以为继的内在局限性。
像苏联那样的超级政府定位，国家治理必然成为政治领袖简单粗暴的个人专制。这是一种看上去与现代国家似乎一样的简约治理模式。其实二者之间具有根本区别：当国家吞噬社会与市场的时候，国家庞大得不足以自主运行，它岂能以简洁、有效的方式治理国家的复杂事务；进而当政党的宏伟组织目标将国家打入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处境之中，国家简约治理的成本效益原则，势必无条件屈从政党不计成本实现政治目标的原则。最后，当国家需要一个天纵之才来控制庞大无边的权力之时，国家势必陷入个人简单粗暴的专制统治之中，彻底丧失国家发展的动力。国家治理就此陷入了复杂无比、人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控驭的局面，因此必然丧失得到良好治理的任何可能性。
在删繁就简的改革原则指引下，像苏联那样复杂的国家必须回归规范的现代国家。这就意味着，政党首先必须还原为国家法制权力之下的政治组织，进而将社会的权利还给社会，市场的权利交还给市场，促使国家形成以法治国的规范状态，从而使国家的简约治理构成其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条件。就权力体系来看，党权、国权、政权与法权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就国家-社会-市场关联结构看，三者各据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形成积极互动的治理状态，从而保证国家治理的低成本和高收益。
四、国家简约治理的效用验证
现代政治学的发展，使国家的简约治理获得了理论上的证明（justification）。但如果这样的证明仅仅是理论上的成功的话，还不足以服人。因此，国家简约治理的实际效果，成为检验这一现代准则的关键环节。
从古至今，国家治理的长程历史表明，当一个复杂的社会得不到简约治理的时候，国家就会处于危险的状态；相应地，当国家以简约的治理将复杂社会梳理得井井有条的时候，国家就处于强盛的状态。就此而言，不论古典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在确立国家治理哲学的基本状态上，几乎没有例外。
这是一个涉及国家简约治理绩效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验证问题。
从国家简约治理的正面经验来看，一切强盛的古典国家或现代国家，都是遵循国家简约治理准则的结果。古典国家同现代国家一样，都有规模大小之别。像古希腊时代，分裂成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不论是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国家，还是像斯巴达那样的专制国家，国家治理的简洁原则都是被承诺的基本国策。但是，斯巴达粗暴的军事化管理，尽管也是简单管理类型，它毕竟没有雅典那样的民主管理来得有效。尤其是雅典民主治理模式的悠久示范性，更说明了规范而简洁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价值。古代帝国建制是古典时代最为复杂的国家结构。对一个古代帝国而言，不论是东方的中国，还是古代罗马帝国，都是地域广袤、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区域相隔的国家。当国家奉行尊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的时候，国家的治理绩效具有起码的保障，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还能取得令现代人艳羡的治理成效。
现代国家的简约治理绩效，通过九个大国的竞争性崛起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早期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甚至是荷兰，之所以在现代国家早期的竞争史上脱颖而出，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正视兴起的为财富而探险、而征服的人士的需要，从而在国家治理的基本政策上予以积极回应的结果。当西欧的主要国家还满足于国王通吃一切资源的时候，这三个国家已经借助于分利的模式，寻找到国家集聚资源的崭新手段。而后来只有在英国人的手里，才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打造为国家治理的现代杠杆，终于成为征服世界的“日不落帝国”。模仿英国而起的法国，无法将英国的国家简约治理模式创造性地移植到法国，所以尽管代代不乏雄心壮志的政治领袖，也无法将国家治理得像英国那样领袖世界群伦。德国、日本与俄罗斯的半拉子现代国家建构，也内在地限定了国家简约治理的通途，因此始终无法登上世界头等强国的宝座。直到20世纪的美国，创造性地将英国的经验与美国的处境结合起来，建立起堪称典范的现代民主国家体系，从而成为各个争取善治的国家效仿与超越的对象。
从相反视角看，一切古今国家治理归于失败、国家与社会走向崩溃的原因，都在于过分地将国家-社会的治理复杂化，以至于走到不可控的地步，国家与社会便因此土崩瓦解。从古代历史来看，凡是那些从简单社会走向复杂社会，但国家治理模式没有维持对应复杂社会的简洁机制，均陷入了崩溃。比如中国的西周帝国、印度的哈拉巴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赫梯帝国、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西罗马帝国、奥尔梅克、玛雅低地古典文明、中美洲高地文明等等的崩溃，都证明了这一点。而现代历史上苏联的意外崩溃，也是复杂化国家社会必然走势的一个典型写照。
一般而言，稳定存续的国家-社会，其复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这是基于一个国家-社会的内部管理需求、内部矛盾冲突和外部威胁力量等因素综合而成的断言。没有绝对简单的国家-社会，简单的国家-社会总会走向复杂化。但复杂化的国家与社会是不是会崩溃，则看其出现的崩溃之兆、崩溃因素如何被成功化解。论者将这些因素罗列为“社会阶层化和社会差异化程度较低；个人、团体和整个区域的经济专门化和职业化程度较低；缺乏集权控制，即缺乏上层精英对各类经济团体和政治团体的规范和整合；缺乏行为的监管和控制；对复杂化附属现象，即那些确定‘文明’概念的因素——纪念性建筑、文学艺术成果等——缺乏投资；个体之间、经济政治团体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缺乏信息流通；缺乏资源共享、贸易交流和资源再分配；缺乏对个人和团体的整体协调与统一组织；单一政治实体内部出现的小区域整合”。这是一些枚举性的国家-社会崩溃标志。
国家-社会的实际崩溃，也许是其中一些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果，也许是大多数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
受制于人类的能力限度，我们无法掌控那些难以驾驭的复杂化国家-社会之所以崩溃的所有因素。因此，避免国家-社会走向崩溃的方法，不是去全面控制促使它崩溃的各种因素，而是在国家简约治理的决断中，将那些可能引起国家-社会崩溃的因素，降低到不足以引发国家-社会崩溃的程度。并且以国家简约治理的效用，抵消国家-社会走向崩溃的诸因素的作用。对泰恩特所提到的引起复杂化国家-社会崩溃的诸因素，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国家以简驭繁的治理模式，以及删繁就简的国家治理改革两个向度上需要确认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维持复杂化社会的国家简约治理，必须避免国家-社会走上陷入复杂化治理陷阱的因素的出现。避免这些因素的出现，在人的方面包括建构民主平等的人际关系的结构、精英与大众的分化与整合结构、人的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在制度方面包括国家-社会-市场的分流与互动、社会各种资源的长效开发和公平分配、从中央到地方制度运作绩效的保障；在人与制度的关系方面包括人与制度的协调、高位制度对低位制度以及人，尤其是精英的有效控制。满足这些方面的国家治理设计，就足以防止复杂的国家-社会走向复杂化的状态，以至于国家控制力不足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最终导致国家-社会走上势难避免的崩溃之途。
其次，国家的简约治理必须避免走上个人控制国家与社会的道路，而必须诉诸制度控制的力量。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从个人控制国家的方面来看，纵使一个统治者如何具有天纵之才，它对于一个庞大国家-社会的控制，也只有借助它对于官僚体系中的领袖人物的控制来实现。因此，表面上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控制国家的事务是简约的，实际上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因为这个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应付各有个性、各有追求、各有行为策略的官员。没有高超的政治技艺或阴谋诡计，一个统治者整合统治阶层的结果就无法期望。然而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那些集才能、聪明、智慧与权术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其个人心智到头来终于无法对付各种宫廷政治的奇崛诡诈。而且，当他把个人的全副身心用来对付宫廷挑战的时候，就必然疏于国家-社会的治理事务。最终，国家-社会的复杂化势必将国家-社会彻底瓦解。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来看，在国家基本结构上必须承诺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分流而治原则；在国家权力体系的制度布局上，必须承诺权力制衡原则；在国家权力运用的逻辑上，必须承诺以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在配置国家治理资源时必须承诺低成本高收益的原则。这样，国家的治理就是一个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善治局面。国家治理的显示状态也就十分的简洁明了。
再次，国家的简约治理必须避免床上架床、屋上建屋的复杂化建构。
只要在国家治理过程的任何时候出现叠床架屋的复杂化情形，就必须高举“奥卡姆剃刀”，将之干净利索地翦除掉。如此，国家的简约治理才能长期维持，而国家的长治久安庶几可望。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