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长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给政界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如何——治理的好与坏，是善治还是恶治，主要取决于该国国家治理采取什么路径。当然国家治理采取这样的路径或那样的路径，背后深层次上，还在于这个国家的治理理念、治理的传统、治理的制度体系、治理的文化支撑的综合作用。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不同于任何单一方面的治理，譬如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及生态治理等，国家治理的本质表现在它最高层次上的根本性、长期性、前瞻性、全局性、统合性、普遍联系性、深刻性和复杂性上。因此，要全面认识国家治理，甚而要研究国家治理的路径问题，需要抽象出不同于上述任何单一方面治理的特征，抽象出具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治理特质或特点。
一、中国国家治理路径的特点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东西方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西方人现在越来越怀疑自己了，他们一直不理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问题这么多，危机也不少，为什么现在不会溃败，而且好像变得越来越好了？在全世界的西方中心论者看来，中国国家治理的路径显然与西方有着巨大的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们随之产生的思想困惑就是：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和治理成就是无可比拟的，是现代世界的榜样和模范，那么世界上新兴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成就，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成就又意味着什么？难道西方现代世界的榜样是可以超越、可以竞争的，甚至是可以替代的？事实上，世界历史不但没有终结，而且越益显示出丰富多样性，其中的秘密究竟在哪里？要回答这些疑问，殊非易事，但概括出关键的几点是可以帮助解释上述疑问的。
在笔者看来，中国国家治理路径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治理结构上党对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一体制是西方人最为怀疑，也最为诟病的。但在中国，党对国家领导体制的确立和延续，对于保持基本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的可持续，至为关键。这一领导体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调适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适应变化，获取能量。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不间断调节和互动，表现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也表现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这一互动过程非常值得研究，它和西方的互动模式是不同的。
现代西方国家治理的成就，一般认为是通过以下一些制度路径实现的：代议民主制、政党竞争制、有限政府制及权力制衡制等，即所谓“宪政体制”的路径实现的。不可否认，这些制度化治理路径在几百年的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演化改进，取得了很大成就，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代议制、政党竞争制、有限政府制及权力制衡制规范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造成了西方独特的政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范式。西方国家治理路径所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别是西方国家治理路径的有效性，也因此被夸大到一种迷信的程度，造成了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所谓“迷思”。但是，两种失败与成功的反例，促使人们不得不对这一“迷思”进行反省，进而进行“除魅”。一是在所谓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中兴起的新型“民主国家”在国家治理上的低效低能和迟钝，陷入所谓“劣质民主”的陷阱，而所谓老牌西方民主国家也在国家治理问题上陷入难解的困局。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尽管在“民主”程度上不为西方所承认，但其在国家治理上取得了不容抹杀的成绩，表现出了高度的效能和可持续性。这两种一正一反案例的存在，正是令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困惑不解的原因。
但是，只要稍稍审视一下西方国家治理路径所存在的问题，就不难发现其症结所在。首先，代议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有限的民主，或者说是“次优民主”，是“完全（充分）民主”的一种替代形式，因为代议民主的“多数决”机制满足不了民主对充分参与的要求，甚而还会被党派和集团势力所把持和控制。其次，政党竞争极易成为满足少数政客权力欲望的工具。只要观察一下西方大选过程中政治家如何为赢得大选开具大量空头支票，获胜后又很大程度上不能兑现，从而引起选民不满，以致民意下降，再在又一次大选中重演旧戏的周而复始的轮转，就清楚政党政治的党派竞争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该为国家治理的低效乏力负责了。党派竞争中的政党及其领袖，普遍缺乏远大政治抱负、缺乏历史责任感和促进国家长远发展的目标，已经遭到包括西方思想界和社会大众的激烈抨击，这一点不足为奇。而有限政府制和权力制衡原则，也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被歪曲和片面化，从而恶化了新老“民主”国家治理的效能和效力。
中国特色党对国家的领导体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为整个社会提供安全、秩序、效率、民生等公共品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适应力、灵活度、坚韧性、可调适性和可持续性，这虽然令西方人费解，但从现实存在来说，自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其中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蕴，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思考的。
中国国家治理的第二个特点是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适度剥离。中国几千年来的治乱循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经济理性。不能充分理解这一理性，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历史上王朝或帝国的经济成就。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国传统王朝或帝国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总有那么一个阶段——一般出现在王朝或帝国寿命的中期，中国必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特别是这种王朝或帝国“兴盛”时期的经济成就往往令全世界其他文明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两个关键的地方值得注意：一是封建国家在政治上集权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开放了经济和社会空间，这也是王朝或帝国成熟和自信的标志。政治上的集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一段时间的政治稳定，经济和社会的空间开放，使得社会各阶层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余地，经济活力和社会潜力因此被激发。二是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主体文化的“入世”意识和精神，造就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世俗趣味、现世抱负和发达事业的普遍志趣。这一“入世”精神，也造就了中国人勤劳节俭、自强自立，执着追求现世幸福和家庭兴盛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品质。而经济理性正是源于中国人对这一“入世”要求的满足，换句话说，经济理性在满足儒家文化“入世”诉求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传统王朝或帝国的经济繁荣。至于王朝或帝国衰落因何而至，限于篇幅的原因，我们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了。但以上概而言之，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社会上某种程度的开明，可以看作是传统王朝或帝国兴盛的一大原因，也是古代中国在国家治理路径上的一个传统。
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这样讨论历史，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进行比附。因为现代中国无论从国家性质，国家治理的理念理想、制度基础、历史条件、时代环境，都与传统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改革开放35年来，将经济领域及社会领域从对政治的依傍中剥离开来，无论怎么看，都算得上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条成功经验。当然，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去政治化”过程，无一不是通过政治途径达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新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强化和深化，无疑极其关键，都是政治性的。
但是，这一政治途径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它是在既有政治体系高度稳定持续的状态下，是在政治权力结构基础稳定牢固的前提下，通过将政治利益博弈转变为政策演进与更新的形式来实现的。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巧妙地将“高烈度”政治转化为“低烈度”政治，通过低烈度的政策过程，化解高烈度政治博弈可能带来的震荡的方式，更进一步则将在具体政策实施中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从而在事实上剥离了具体经济过程中的政治性。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谈到。但无论如何，这一政治与经济的适度剥离、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剥离，使得经济和社会领域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再过几年可能会超过美国。中国国家治理路径上的这一特点和经验同样耐人寻味，值得研究。
中国国家治理的第三个特点是行政吸纳政治，或者叫管理吸纳政治、治理吸纳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政策治国”，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在上文中已有所触及。行政吸纳政治、管理或治理吸纳政治，使得政治的内核问题被边缘处置。以前的内核问题被置于边缘，从而得以软化，待条件和时机成熟情况下，再加以解决。政治问题被政策过程分解了，政治矛盾和问题一个一个得到分解，通过治理和管理的途径，进行吸纳和交换，很多政治议题被吸纳转化，变得容易克服和消化，更容易得到解决。
中国国家治理的这一特点和经验在35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我国实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体制的改革，如果在西方制度框架下，必然通过党派竞争、社会运动、政治斗争等形式才能实现，但在中国，上述改革都是在社会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不同程度上被稳步推进。国家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政策调整，各种治理工具和途径的综合运用，使得政治议题消解在具体的国家管理和治理过程之中，既实现了国家治理的总目标、总规划，也避免了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带来可能的社会政治动荡。诸如社会安全、分配、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福利和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尽管每个国家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不同，但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动荡局面的出现，都与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和途径相关。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被迫选择政治冲突和斗争、社会分裂和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处理上述问题，则该国家和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治理危机的概率就要成倍增长。而在中国，之所以能选择运用管理吸纳政治和治理吸纳政治的途径实现持续的国家治理，使国家在渐进过程中逐步获得解决上述问题的机会和条件，是因为国家有着强大的控制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的能力，而这一能力背后有诸多支持因素值得深思，其经验值得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