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1935年二三月间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的：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为首，张、王、周等正确一方与博古、李德等错误一方斗争的结果。
（二）遵义会议的隆重召开
1.遵义会议前的最后准备
遵义会议如果说准备，那么毛泽东早在长征开始就开始酝酿。遵义位于云贵高原东北部，处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和湖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商周时称鳖国，秦汉时代称鄨县，唐宋元明时代称播州，是贵州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和财政来源之一。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等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红军在这里组织宣传队，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革委会，把没收来的物资分给穷人，自卫队招募自愿兵，规划了土改的初步步骤，做好建立初步根据地的打算。蒋介石在重新部署兵力，红军在这里得到了近两个星期的休整时间。
9日中央纵队进城的情况，红军进遵义城的场面，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是这样介绍的：博古和朱德，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看到毛，战士们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遍呼喊他的名字。部队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领袖。周恩来面无表情地骑马过去。他小心地走在别人稍后一点，走在所有人的后面。他不去争夺显赫的权力，他不需要权力，这不是他一生的追求。这时应由他来使毛泽东走上适当的领导位置，党和军队必须再一次强大起来。
他让毛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后面。
遵义街道上贴着红军的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打日本帝国主义去！”“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等等。
红军司令部驻在遵义最好的房子——军阀柏辉章的豪宅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有办公室。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朱德和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刘伯承、张云逸、彭雪枫、彭德怀、刘少奇、李卓然开会时都在这里住过。
毛泽东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贺子珍和他住在一块。离开会的地点比较近。张闻天和王稼祥也住在这里。
博古、李德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中国庭院里。本来想在遵义建立一块根据地，所以占领遵义后，遵义、桐梓、湄潭等开始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蒋介石调来重兵，所以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落空。
进城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为召开会议而忙碌。
进遵义城后，毛泽东忙极了。急着做同志们的工作。整天不在家，睡觉少，将晚睡晚起的习惯改为早起，中午不回来吃饭，晚上很晚回家，回家就再写一阵。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他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毛泽东把他叫到卧室接见他。毛泽东正得了感冒，当李卓然说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笑着说：“怨声载道啰，对领导不满意了？”李卓然回答是的。毛泽东让李卓然在会议上讲一讲，肯定了李卓然反映的情况重要，要他在会议上发言。
据贺子珍回忆，有一次，她做了晚饭等毛泽东回来，等着等着睡着了，毛泽东也一直在外边忙得没吃饭，回来后晚饭成了夜宵。
周恩来更是忙碌，因为他还担负指挥战斗的重任。晚上彻夜不眠。一是准备会议报告，二是布置防卫，以防敌人的突袭，只得带病工作，熬通宵。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博古一伙也积极向同志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主动找其他人谈话，提出支持博古。如聂荣臻曾回忆说，凯丰与他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聂荣臻在会上支持博古，但是聂荣臻坚决不同意，凯丰就对博古说，聂荣臻这人很顽固。
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召开，在与敌人一江之隔的桐梓、松坎、湄潭等地部署了很多军队，一、三、五、九军团的都有。
2.遵义会议的召开情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杨尚昆说，会议期间由邓小平担任记录，遵义会议的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但是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和陈云的传达提纲中。我们要想非常清楚地了解遵义会议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现在留下来的三个原始的档案：遵义会议结束后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和1935年2月或者3月陈云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及参加会议的回忆如《伍修权回忆》、《杨尚昆回忆录》等来了解会议的情况。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得知：
1935年2、3月间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开会的具体日期是：1月15日到17日共3个晚上。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红星报》主编、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每天开会的时间安排：因为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所以会议多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开会主持和个人的座位安排：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人们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
主题内容：会议内容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揭露了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陈云则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1）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2）检讨总结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当时会场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据杨尚昆的回忆：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去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彭总和我在会前曾向军委提出在蒋介石的直接组织下，川敌“将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但我们到的迟了，没有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主要是博古作报告。“他看出了当时形势，对军事路线进行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应该说是着重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认为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领导一般说都是正确的。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的原因客观是，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大的支持；共产党的力量十分薄弱。主观上是在白区工作和敌军中政治工作不够，游击战发展不够和贯彻基本正确的军事战略上犯有战术和策略错误。听完报告，大部分人都不满意。
周恩来也作了报告。他在主观因素上，明显与李德、博古划清了界限。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可以说是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感觉到，周恩来讲话后，情况一下子大变。周恩来在实践中已经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周恩来表现出的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这与毛泽东对周恩来作用的评价一样。
张闻天的报告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是因为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和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张闻天的报告实际上代表了中央对三人团的意见。张闻天可以说是党内的二号人物，在遵义会议上，他起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遵义会议上分量最重的是张闻天。尔后发言的是毛泽东。这次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讲话也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扩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陈云还说，博古在会上说要考虑考虑。毛泽东说赞成你考虑，但你要考虑的不是继续留下，而是把职务交出来。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毛泽东之后发言的是王稼祥。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的这一丰功伟绩。1971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稼祥写了一封揭发林彪的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过信后，对周恩来说：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再后朱德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历来谦虚稳重，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聂荣臻紧接着朱德的话头说：“毛泽东指出李德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点我深有感触。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位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他又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参加中央领导核心。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在半个月后红军一渡赤水前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介绍遵义会议情况时，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周恩来自己说，黎平争论时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开始疏远，对军事指挥错误也有认识，军事指挥开始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前方机动。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态度有区别。
许多年后聂荣臻也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伍修权说，别人的发言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杨尚昆和彭德怀因为离得远，晚到了半天，他们住在会场的楼下。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彭德怀因为敌军向六师进攻，不得不赶回指挥部，没有来得及作系统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