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情况，前方同志在会议前和会议发言中，确实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毛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时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也批评后方同志对于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对于动员准备缺少注意。任弼时和项英、顾作霖、邓发也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宁都会议争论的情况。承认后方同志对敌进攻确实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也指出，前方同志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毛泽东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因此，我们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这种错误。可见，无论周恩来还是任弼时等都认为毛泽东的责任是最大的。23日，临时中央再次询问进攻路线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分歧。26日前，苏区中央局复电，除毛泽东外并无反对与抵抗，但在地方上对进攻路线还没有深刻理解与坚决贯彻。
试想，中央收到电文后，必然认为毛泽东拒不执行中央的决策，也认为毛泽东影响下的中央苏区地方领导也不执行中央进攻路线，博古等人心里岂能罢休。既然博古和毛泽东已经结怨，这就必然引发临时中央以后对毛泽东的进一步批评。
1933年6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上年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他，使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问题提出申诉。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称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也是一个恩怨分明、感恩戴德的人，后来在1936年9月中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称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也是军队的损失。因为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发挥，广大指战员又盲从临时中央的决策，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六）借罗明路线，清除毛泽东路线分子
临时中央不仅直接打击毛泽东，还打击所谓的“毛派”。1932年11月26日前，中央局给临时中央的信中提到中央苏区地方对进攻路线贯彻不力，认为是受毛泽东指使。为了彻底打击毛泽东，博古一伙又借机发动了打击地方毛泽东派的罗明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在1932年10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与同受到“左”
倾教条主义领导人打击、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成为“难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谈论。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今。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他还同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并给福建省委进行传达，还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结果这些做法成了“罗明路线”的“铁证”。
1933年1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上海无法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当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时，受到罗明接待。博古批评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就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可见，博古对毛泽东不以为然，成见很深。2月中旬，在长汀休养了4个月的毛泽东，被命令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是他们同意召回毛泽东同志，并不是启用提拔毛泽东，而是为了公开批判毛泽东。
临时中央打着“进攻路线”的旗号，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1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2月15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宣布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因为他们有的在“赣南会议”上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因为他们贯彻毛泽东的政治、军事、土地主张，被认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接着，还批判萧劲光是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开除了他的党籍和军籍，并判了刑。这些人都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政策的人，可以说和毛泽东是一致的。
后来，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对于为什么没有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共产国际保护了毛泽东。
应该指出的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本身都是不同意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前后对毛泽东的处理的，觉得尽管毛泽东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也不至于剥夺有着长年军事指挥经验的毛泽东的军权，这样可能会造成队伍的分裂，影响反围剿的指挥和作战。共产国际反对把毛泽东排斥在军事领导之外。指示说：“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正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有指示，使得博古一伙没有往死里整毛泽东，临时中央也没有直接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和撤职不用。
当然，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也并非无所事事，消极怠工，他领导政府在经济和政权建设上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支持了红军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作了基础性的理论探索。毛泽东进一步赢得了广大民众。
（七）决定毛泽东历史新命运的六届五中全会
再次对毛泽东政治生涯发生重大影响的会议是六届五中全会。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会议选举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为常委，博古继续负总责。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比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了一级。这次会议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革命仍是高潮，没有认识到红军所处的险境，无知地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
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续搞党内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这里说的右倾机会主义指的是毛泽东，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指的是周恩来。会议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
这次会议按照中共成立以来的惯例，也是依照共产国际酝酿政治局名单提出，将毛泽东的职务提升到了政治局委员，这无疑有助于此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的上台。但当时博古等人并不是不想将毛泽东从四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起拿掉，只是共产国际之命不可违抗。
会议期间，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似无此必要”。但是博古等坚持原议。这其实是博古的一箭双雕之计，因为张闻天与博古已经开始有分歧。
1月底至2月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失去了在政府中的领导权。其实，共产国际也根本不同意撤掉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主席一职。当时王明还在苏共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宣布苏维埃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说明王明并不知情毛泽东已被张闻天代替。并且王明知道苏维埃二大毛泽东被张闻天替换的会议情况后，明确说是共产国际不满意。但是在中央苏区情况是这样的：中革军委组成没有变化。毛泽东仍然没有进入军事指挥圈。毛泽东开始彻底进入政治生涯的低谷。
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除了在军事方面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行错误指挥外，思想上继续“左”倾，扩大打击面，使社会混乱加剧。政治上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许多人怕受牵连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别人免受牵连，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他的亲属也受株连遭到打击：以前管文件的妻子贺子珍，去干收发。弟弟毛泽覃一直挨批直至撤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她想不通，经常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诉说当时的苦境：“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人没有不经历一点挫折，而总是一帆风顺的，人是在风浪里成长起来的，伟人尤其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中国的孔子等到国外的马克思、列宁等。反过来看，逆境也为毛泽东提供了读书学习的宝贵时间。读书使人增长智慧，毛泽东通过阅读马列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增强了与“左”倾教条主义者斗争的能力。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
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围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
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当然，毛泽东在困境下的理论学习、积累为在遵义会议及以后彻底战胜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
五六月份时，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的一次中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会议，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严峻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共产国际不同意博古等提出的将毛泽东送到莫斯科养病，是担心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因为毕竟毛泽东曾经是中央苏区的一把手，有着很高的威望。
实际上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从1934年2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虽然只保留政治局委员资格和没有权利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但是这也成了毛泽东翻身的资本。
尽管困苦，但毛泽东始终坚持原则，遵守党纪，尽可能地为党和人民做事。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