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不守礼法的朋友好像不很欢迎孔二先生的帮忙；但他顾念故人，还要去帮他治椁。
他的弟子为人相礼，《檀弓》记载最多。上文引的国昭子家的母丧，即是子张为相。《檀弓》说：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
摈即是相。又说：子蒲卒，哭者呼“灭！”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这似是因为子皋相礼，所以他纠正主人之失。《檀弓》又记：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设披，周也。
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按《士丧礼》的《既夕礼》，饰柩，设披，都用“商祝”为之。可见公西赤与公明仪为“志”，乃是执行《士丧礼》所说的“商祝”的职务。（郑玄注，“志谓章识”。当参考《既夕礼》，可见郑注不确。）从此点上，可以推知当时的“儒”不但是“殷士”，其实又都是“商祝”。《墨子·非儒》篇写那些儒者靠为人治丧为衣食之端，此点必须和《檀弓》与《士丧礼》、《既夕礼》合并起来看，我们方才可以明白。《士丧礼》与《既夕礼》（即《士丧礼》的下篇）使我们知道当时的丧礼须用“祝”，其职务最繁重。《士丧礼》二篇中明说用“商祝”凡十次，用“夏祝”凡五次，泛称“祝”凡二十二次。旧注以为泛称“祝”者都是“周祝”，其说甚无根据。细考此两篇，绝无用周祝之处；其泛称“祝”之处，有一处确指“夏祝”（“祝受巾巾之”），有两处确指“商祝”。（“祝又受米，奠于贝北”；又下篇“祝降，与夏祝交于阶下”。）其他不明说夏与商之处，大概都是指“商祝”，因为此种士丧礼虽然偶有杂用夏、周礼俗之处，其根本的礼节仍是殷礼，故相礼的祝人当然以殷人为主。明白了当时丧礼里“商祝”的重要，我们才可以明白《檀弓》所记丧家的“相”，不仅是宾来吊时的“摈者”（《士丧礼》另有“摈者”），也不仅是指导礼节的顾问。其实还有那最繁重的“祝”的职务。因为这种职务最繁重，所以那些儒者可以靠此为“衣食之端”。
在《檀弓》里，我们已可以看见当孔子的大弟子的时代，丧礼已有了不少的争论。
（一）小敛之奠，子游曰，“于东方”。曾子曰，“于西方”。
（二）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子游出，而反哭。子夏曰，“闻之也欤？”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
（三）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
（四）曾子吊于负夏，主人既祖，填池（郑注，填池当为奠彻，声之误也），推柩而反之，降妇人而后行礼。从者曰，“礼与？”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为其不可以反宿也？”
从者又问诸子游曰，“礼与？”子游曰，“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远也。故丧事有进而无退。”
（五）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
我们读了这些争论，真不能不起“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的感想。我们同时又感觉这种仪节上的斤斤计较，颇不像孔子的学风。孔子自己是能了解“礼之本”的，他曾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易”字旧说纷纷，朱子根据《孟子》“易其田畴”一句，训易为治，谓“节文习熟”）。
《论语》的记者似乎没有完全了解这两句话，所以文字不大清楚。但一位心粗胆大的子路却听懂了，他说：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这才是孔子答林放问的“礼之本”。还有一位“堂堂乎”的子张也听懂了，他说：士见危授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祭思敬，丧思哀”，也就是“礼之本”。我们看孔子对子路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檀弓》；同书里，孔子答子游问丧具，与此节同意。）又看他在卫国时，遇旧馆人之丧，“一哀而出涕”，就“脱骖而赙之”，——这都可见他老人家是能见其大的，不是拘泥仪文小节的。最可玩味的是《檀弓》记的这一件故事：孔子在卫（也是一个殷文化的中心），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足以为法矣。……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既葬，“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殡宫，以安之”为虞祭）。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
孔子叹赏那人的态度，而他的弟子只能计较仪节的形式。所以他那些大弟子，都是“习于礼者”，只能在那些达官富人的丧事里，指手划脚的评量礼节，较量袭裘与裼裘的得失，辩论小敛之奠应在东方或在西方。《檀弓》所记，已够使人厌倦，使人失望，使人感觉孔子的门风真是及身而绝了！
我们读了这种记载，可以想像那些儒者的背景。孔子和这班大弟子本来都是殷儒商祝，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他的弟子仍多是那个治丧相礼的职业中人，他们是不能完全跳出那种“因人之野以为尊”的风气之外的。孔子尽管教训他们：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但“君子”、“小人”的界限是很难画分的。他们既须靠治丧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如齐国国昭子之母之丧，他问子张：丧及墓，男子妇人安位？
子张说：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
可是主人不赞成这个办法，他说：噫，毋曰我丧也斯沾（此句郑玄读：“噫，毋！曰我丧也斯沾。”说曰：“噫，不寤之声。毋者，禁止之辞。斯，尽也。沾读曰觇，觇，视也。国昭子自谓齐之大家，有事人尽视之。”陈澔从郑说。郝敬与姚际恒读“我丧也斯沾尔专之”为一句，释“沾尔”为沾沾尔，见杭大宗《续礼记集说》。我不能赞成旧说，改拟如此读法。他好像是说：“噫，别叫人说咱家的丧事那么贫样！”沾当是“沽”的小误。《檀弓》说：“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君子以为沽也。”）尔专之。宾为宾焉，主为主焉。妇人从男子，皆西乡。
主人要那么办，“夫子”的大帽子也压不住，那位“堂堂乎张也”也就没有法子，只好依着他去做了。其实这班大儒自己也实在有招人轻侮之道。《檀弓》又记着一件很有趣的故事：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涉内溜，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季孙为当时鲁国的最有权力的人，他的母丧真可说是“大丧”了。
这两位大儒巴巴的赶来，不料因国君在内，阍人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进季孙的马厩里去修容；子贡修饰好了，还瞒不过阍人，不得进去；曾子装饰得更好，阍人不敢拦他，居然混进去了。里面的国君与大夫，看见此时有吊客进来，料想必是尊客，都起来致敬，国君还降一等揖客。谁想这不过是两位改装的儒者赶来帮主人治丧相礼的呵！我们看了这种圣门的记载，再回想《墨子·非儒》篇描写的“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说喜”的情形，我们真不能不感觉到“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是很微细的了！以上记“儒”的生活，我们只用那些我们认为最可信的史料。
有意毁谤儒者，而描写不近情理的材料，如《庄子》记“大儒以诗礼发冢”的文字，我们不愿意引用。如果还有人觉得我在上文描写“儒”的生活有点近于有心毁谤孔门圣贤，那么，我只好请他平心静气想想孔子自己说他的生活：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儒”的生活的概略。纵酒是殷民族的恶习惯（参看前章引《酒诰》一段），论语里写孔子“不为酒困”，“唯酒无量，不及乱”，还可见酗酒在当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丧事不敢不勉”，是“儒”的职业生活。“出则事公卿”，也是那个不学稼圃的寄生阶级的一方面。
四
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他们的来学弟子，已有周鲁公族的子弟了；（如孟孙何忌，南宫适）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了。
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是一个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职务。《论语》记孔子的生活，有一条说：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
傩是赶鬼的仪式。《檀弓》说：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则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巷市三日。为之徙市，不亦可乎？”
县子见于《檀弓》凡六次，有一次他批评子游道：“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这可见县子大概也是孔子的一个大弟子（《史记·仲尼弟子传》有县成，字子祺。《檀弓》称县子琐）。天久不雨，国君也得请教于儒者。这可见当时的儒者是各种方面的教师与顾问。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国君求雨，他们也都有事，——他们真得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了。《论语》记达巷党人称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对他的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论语》又记：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
但这个广义的，来源甚古的“儒”，怎样变成了孔门学者的私名呢？这固然是孔子个人的伟大成绩，其中也有很重要的历史的原因。
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绩也只是这个五六百年的历史运动的一个庄严灿烂的成功。
这个历史运动是殷遗民的民族运动。殷商亡国之后，在那几百年中，人数是众多的，潜势力是很广大的，文化是继续存在的。但政治的势力都全在战胜的民族的手里，殷民族的政治中心只有一个包围在“诸姬”的重围里的宋国。宋国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我们看那前八世纪宋国一位三朝佐命的正考父的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这是何等的柔逊谦卑！宋国所以能久存，也许是靠这种祖传的柔道。周室东迁以后，东方多事，宋国渐渐抬头。到了前七世纪的中叶，齐桓公死后，齐国大乱，宋襄公邀请诸侯的兵伐齐，纳齐孝公。这一件事成功（前642）之后，宋襄公就有了政治的大欲望，他想继承齐桓公之后作中国的盟主。他把滕子、婴齐捉了；又叫邾人把鄫子捉了，用鄫子来祭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用人祭社，似是殷商旧俗。《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这样恢复一个野蛮的旧俗，都有取悦于民众的意思。宋襄公眼光注射在东方的殷商旧土，所以要恢复一个殷商宗教的陋俗来巴结东方民众。那时东方无霸国，无人与宋争长；他所虑者只有南方的楚国。果然，在盂之会，楚人捉了宋襄公去，后来又放了他。他还不觉悟，还想立武功，定霸业。泓之战（前638），楚人大败宋兵，宋襄公伤股，几乎做了第二次的俘虏。
当泓之战之前，大司马固谏（大司马是公子目夷，即子鱼。“固”是形容“谏”字的副词。杜预误解“固”为公孙固，《史记·宋世家》作子鱼谏，不误。）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杜预误读“弗可。赦也已。”此五字当作一句读。子鱼先反对襄公争盟。到了将战，他却主张给楚兵一个痛快的打击，故下文力主趁楚师未既济时击之。丁声树先生说“弗”字乃“不之”二字之合。此句所含“之”字，正指敌人。既要做中兴殷商的大事，这回不可放过敌人了）。
这里忽然提出复兴殷商的大问题来，可见宋襄公的野心正是一个复兴民族的运动。不幸他的“妇人之仁”使他错过机会；大败之后，他还要替自己辩护，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