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主义都只是一些汤头歌诀，……医生不可只记得汤头歌诀，而忘了病人的苦痛；我们也不可只记得主义，而忘了我们要用主义来救治建立的祖国。
前几天，孟心史先生来谈，他说：“现在人人都说中国应该现代化，究竟什么叫做‘现代化’？”我们谈论之后，他回去就写了一篇很有风趣又很有见地的长文，题为《现代化与先务急》（登在本期）。他嫌“现代化”太笼统，不如中国老话“当务之为急”。他引孟子的话“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说“急先务”就是“自审于国之所当行者即行之”。他说，用“急先务”作标准，“则先决之问题亦必即为所急之先务矣”。
“现代化”的问题，在本年七月的《申报月刊》上曾有很多位学者参加讨论，论文有二十六篇之多，文字约有十万字。我们读了这二十六篇现代化的讨论，真不免要和孟先生表同情：这些论文好像是彼此互相打消，一方面说，“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罗吟圃先生的论文，页三三）；一方面也有人说“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唐庆增先生的论文，页六二）；同时又有人说，“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之学先生的论文，页五八）。我们看了这十万字的讨论，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糊涂了”。这种讨论所以没有结果，正因为一说到“现代化”，我们不能不先问问“现代”是什么，我们要化成哪一种现代？这就是孟先生说的：“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那个“形成的现代”是什么呢？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欧美是不是已够不上“现代”的尊称了？一九一七年以来的苏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现代”呢？
在《申报月刊》的讨论上，又有吴泽霖先生的论文（页九），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发生根本的疑问。他说：文化是一个错误尝试的过程，中古式的文化当然是走错的歧路，“现代”式的文化也未免不是一条塞底的胡同。人类真正的出路，现在正还在摸索着。
但他又说：我们以为中国现在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已告失败的现代化，乃是正在萌芽的社会化。现代的物质文明当然为这种新文化所拥护而维持的；现代的精神蛮性（Spiritual Barbarism）却是它改造的目标。在物质生活方面，当然仍旧尽量应用科学，它更将进一步的把科学加以人化（Humanization）。
如此说来，我们此时还没有法子寻得一个“形成之现代”做我们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至多只能指着一个“正在萌芽的社会化”做我们的理想境界。
这种迟疑，这种种的矛盾，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像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
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义，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然而在西洋各国，早已有怀疑的呼声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运动早已起于欧洲，那十八十九两世纪的个人主义的风气早已招致很严厉的批评了。梁启超先生还不曾受到此种及个人主义的熏染，另一位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已从亨利乔治（HenryGeorge）的着作里得着此种社会化的理论了。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行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因为西洋文明本身的估价已有了绝不同的看法，所以“新”与“现代”也就都成了争论的问题了。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俄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异议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今日国内人士对于“现代化”的迟疑与矛盾，都只是这十几年来文化翻案的当然结果。
我们要的现代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日已成了很不容易解答的了。因此，“现代化”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界说。既不能明定现代的目标，自然不能有一致的步骤与程序。不但如此，大家对于“现代”的见解，显然有相背驰的，所以不但不能一致协力，还有彼此互相销减的浪费。若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都不足取法，那么，这几十年的一点点改革工作，都不值得我们的留恋，也许都得一把劫火毁灭了才快一部分人的心愿。若私家的工商业都不应该存在，那么，中国的生产事业都只好停顿下来，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塔林的出现。若近二十年的“文化运动”都只是如陈高佣先生说的“西洋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那么，我们的教育学术也都得根本打倒，恭候那货真价实的真正现代文化的来临。——更可怜的，是近年许多青年人与中年人“本其所信，埋头苦干”，而因为目的不同，方向背驰，所以有互相压迫，互相残杀的惨酷行为。今日国中各地的杀气腾腾，岂不是几种不相容的主义在那儿火并？同是要把国家社会做到各人所信为“现代化”的地位，结果竟至于相仇杀，相屠相灭，这岂不是今日最可痛心的一件事！
怪不得孟心史先生要提出抗议了。他说：“不要再乱谈现代化了！我们应该大家平心静气商量出什么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然而“当务之急”也是一个相对的观念，也可以引起无穷的纷争。孟先生的办法是：取现代已有之成法，聚深通世界国情政情之士，条列其可以移用于吾国者，与不必移用于吾国者，质诸当局，证之国论，又加审量其间，而后定其孰为最急之先务。既定之后，即为吾国当务之急。
这个办法也是不容易施行的。因为“何者可移用于吾国”，和“孰为最急之先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都依靠各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唐庆增先生说私人资本主义适宜于中国的生产；罗吟圃先生必定说“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是万万行不得的”。在这种歧异不相容的意见之下，谁配做最终的判决人呢？至于何者为先务也必有同样的歧异。一部分人必要先打倒帝国主义，一部分人必说先须剿共，另一部分人必要先推［倒］国民党的政权。也许有人要先从教育下手，也许有不少的人要先买飞机重炮。也许还有不少的人（如今日广东的领袖）要先读孟先生说的六经四子！孟心史先生悬想的国是会议或先务会议，依我看来，必至于闹到全武行对打而散。所以“急先务”好像是比那广泛的“现代化”简明多了，然而到底还不能免于纷歧与争执。何者为先务，与何者为现代，同样的不容易决定。
我个人近年常常想过，我们这几十年的革新工作，无论是缓和的改良运动，或是急进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太偏重主义，而忽略了用主义来帮助解决的问题。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了问题。“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一切主义都只是一些汤头歌诀，它们的用处只在于供医生的参考采择，可以在某种症候之下医治病人的某种苦痛。医生不可只记得汤头歌诀，而忘了病人的苦痛；我们也不可只记得主义，而忘了我们要用主义来救治建立的祖国。
我们都应该回头去想想，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立政府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做这建国的事业？
练兵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扞卫这个国家？现代化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
这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短时期就能解决的。这件建国的工作是一件极巨大，极困难，极复杂的工作。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择的作用。譬如建筑一所大厦，凡可以应用的材料，不管他来自何方，都可以采用；凡可以供用的匠人，不管他挂着什么字号招牌，都可以雇用。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问题是造这大厦。若大家忘了本题，锄头同锯子打架，木匠同石匠争风，大理石同花岗石火并，这大厦就造不成了。
现在的社会思想家，大都没有认识这个当前问题。他们忘了这是一个绝顶繁难的大问题，其中包含着无数的专门技术问题。他们把它错看作一个锄头或锯子的小问题了。（上述《申报月刊》的现代化讨论，差不多完全把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完全看作生产的问题。）欧洲人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建立国家的大问题，因为他们的国家都是早已成立的了。因此他们能有余力来讨论他们的社会问题，生产问题，分配问题等等。然而在我们这国内，国家还不成个国家，政府还不成个政府；好像一个破帐篷在狂风暴雨里，挡不得风，遮不得雨；这时候我们哪里配谈什么生产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造！
我不是说生产分配等等问题是小问题。我只是说，在中国的现状之下，国家生存的问题没有办法之前，那些问题都无法解决。……
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扞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
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
所以我们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问题不完全是“师法外国”的问题，因为我们一面参考外国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许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历史里得着一点有用的教训。
这问题也不完全是“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的问题，因为一来此时的世界正在演变之中，无有一个已形成的现代；二来我们的病状太危险，底子太虚弱，恐怕还没有急骤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能力。这问题也不是一个“急先务”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满身是病痛，医头固是先务，医脚也是先务；兴利固是先务，除弊也是先务；外交固是先务，内政更是先务；学术研究固是先务，整顿招商局也是先务。
我前几年曾说过：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那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我们此后想把我们对这个建国问题的各方面的思考的结果，随时陆续写出来，请关心这问题的人时时指教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