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的建设必须先有可以建设的客观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能力，第二是人才。两件之中，专门人才更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建设事业都是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
关于建设与无为的讨论，我在上期曾有一篇短文——论《建设与无为》——申明我的立场：“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我申明我所以提出“无为政治”
那个使人骇怪的口号来，只是因为我希望今日的政治领袖们彻底觉悟建设是专门学术的事，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发一道电报命令十来个省分限几个月完成的。那样的建设必然是政客商人的饭碗，必然不是根据于专家研究，富国利民的建设事业。我也明白，在这个时代高谈无为的政治，真有点像朱熹对宋孝宗高谈正心诚意一样的迂阔。
但是，如果这种讨论可以减少一点点盲目的有为，或者减轻一点点人民的苦痛，我是不避迂腐的讥笑的。
有人问我：“你既然不是根本的反对建设，那么，你看现在有什么不盲目的建设可以举办吗？换句话说，你赞成哪样子的建设事业呢？”
我很欢迎这位朋友的质问，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可以补充上期论文没有说完的一点意见。
我曾说过：有为的建设必须先有可以建设的客观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能力，第二是人才。两件之中，专门人才更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建设事业都是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有了专门学术人才，没有钱，还可以量米下锅，从小计划做起，慢慢的发展。若没有人才，即使有很多的钱，也只会做到张之洞的建设事业，赔了钱还替国家增添一个大祸害。所以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设标准：
第一，有了专家计划，又有了实行的技术人才，这样的建设可以举办。
第二，凡没有专门学术人才可以计划执行的事业，都应该先用全力培养人才。
第三，在创办新事业之先，应该充分利用专门技术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设事业，使他们技术化，使他们增加效率。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几个标准。公共卫生是最明显的需要专门学术的事业。近几年来，中央与几个大城市的公共卫生所以比较有成绩，都是因为这件事业太专门了，官僚与商人插脚不进去，只好让几个专门技术人才去计划执行。薛笃弼先生从前也曾想用拥彗扫地的本领来办公共卫生，但因为国内有个第一流的医学校，又有一些留学国外的医学人才，所以薛笃弼先生改做律师之后，南京上海北平等处的公共卫生事业仍旧继长增高，有显明的进步。这样的建设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再举农业改良为例。公共卫生办在大都会，事业集中，所以中国现有的少数技术人才在眼前还勉强可以够用。农业改良的范围太大了，专门人才实在不够分配，而历来政府当局又不完全明白农业科学的专门性质。至今还不曾有个培养农学人才的决心，所以至今全国只有一两个像样的农科大学，而偌大的北方竟没有一个。在人才这样缺乏的状态之下，一切“农业改良”“农村复兴”的呼声都不过是热空气而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正是指这一类的事业。
为今之计，政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集中财力，完成一两个第一流的农科大学，多聘国外的第一流专家，务要在十年二十年之内训练出一些农学领袖人才出来。这种工作收效最迟缓，而经营必须及早；向来人都说工科大学最费钱，但近人都知道工科教育还不如农科教育费钱之多。费钱最多而收效最缓，所以必须用政府的财力，必须下很大的决心，必须存一种不妄想收速效的大决心。这虽不是普通人心目中想像的农业建设，但这是农业建设绝对必需的预备。在这种预备工作收效之先，一切空头的“改进中国农业计划”，都可以暂时搁在高阁上。
最后一个例子是交通。今日已有的交通机关的腐败，最可以表示政府对于建设没有诚意，又没有理解。汪精卫先生最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教训我们批评造路的人道：“如今已到了空中飞行的时候了，我们却连在地上走的路也不想造，那么，岂不是等着被人和鸡犬一般的宰割么？”政府如果有建设交通事业的诚意与决心，应该把交通和铁道两部划出政治之外，合并作一个纯粹专门技术的管理机关，不受政局的影响；然后把国有各铁道和招商局等也都改为专门技术机关，使他们集中全国技术人才，努力增进效率，减轻债负，添加车辆船只，减低水陆运费，便利各地农产货物的输送。这样的建设才可算是为建设运动“树之风声”。这样做法，既不须征地征工，又不须增加田赋附征，而可以做出一点刮刮叫的建设成绩来昭示全国与全世界，——政府又何嫌何疑而不肯大有为一番呢？国家请来了无数外国建设专家顾问，都把铁道交通两部所属的交通事业看作“禁脔”而不敢过问，却偏要成群结队的陪着大官上西北去寻访建设事业做，这岂不是世界的大奇事吗？
以上举了三个例子，说明我提出的三个建设标准，同时也借此说明我可以赞成什么样子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