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考》附录引一次，称江慎斋［修］先生。
《屈原赋注》引四次，称江先生。
《〈考工记〉图》引三次，称江先生。
《〈顾氏音论〉跋》，引一次，称江先生。
《答段若膺论韵》，称江慎修先生一次，称江先生凡八次。
总计东原引江慎修，凡称“先生”二十二次。其中《经考》、《〈考工图〉记》、《屈原赋注》，都是少年之作；《答段若膺论韵》则是东原五十四岁之作，次年他就死了。故东原从少年到临死前一年，凡称引师说，必称先生。
至于“老儒江慎修”一句话，我也曾审查过。东原在两篇古韵分部的小史里——一篇是《声韵考》的《古音》一卷，一篇是《〈六书音韵表〉序》——叙述郑庠以下三个人的大贡献，有这样说法：郑庠……分六部。近［人］昆山顾炎武……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又三部。
这两篇古音小史里，郑庠、顾炎武都直称姓名，而江永则特别称“吾郡老儒江慎修永”，这是表示敬重老师不敢称名之意，读者当然可以明了。
故魏源、王国维提出的证据，一经审查，都是无根据的谣言，都没有作证据的资格。既没有作证据的资格，我们当然不再问这件证据足够证明《水经注》疑案的那一点了。
我再举一句例子。杨守敬在他的《〈水经注疏〉要删》里，曾举出十几条戴氏袭赵氏的“确证”，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朱谋的《〈水经注〉笺》卷七，《济水篇》注文引：《穆天子传》曰甲辰天子浮于荥水。
赵氏《〈水经注〉释》的各本都把“甲辰”改作“甲寅”，刊误说：甲辰，一清按《穆天子传》是甲寅。
戴氏两种校本也都改作“甲寅”。
杨守敬提出这条作为戴袭赵之证，他说：原书本是甲辰。赵氏所据何本误以为甲寅，戴氏竟据改之（《要删》七，页9）。
杨氏所谓“原书”，是指《穆天子传》。天一阁本、《汉魏丛书》本，与今日通行本《穆天子传》，此句都作甲辰。赵东潜说他依据《穆天子传》作甲寅，是他偶然误记了来源。杨守敬说“原书本作甲辰”，是不错的。
但杨守敬用这条证据来证明赵氏先错了而戴氏跟着错，故是戴袭赵之证，那就是杨守敬不曾比勘《水经注》古本，闹出笑话来了。这两个字的版本沿革史，如下表：
残宋本作甲寅，《永乐大典》作甲寅，黄省曾本作甲寅，吴琯本改作甲辰，朱谋本作甲辰，赵一清本改甲寅，戴震本改甲寅，古本都作甲寅，吴琯本始依《穆天子传》改作甲辰，朱本从吴本也作甲辰。赵氏又依古本（黄氏或孙潜本）改回作甲寅。戴氏依《大典》本改回作甲寅。
杨守敬所见《水经注》的版本太少了，他没有看见朱谋以前的各种古本，脑子里先存了“戴袭赵”的成见，正如朱子说的“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的不是”。他完全不懂得《水经注》问题本来是个校勘学的问题，两个学者分头校勘同一部书，结果当然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相同。相同是最平常的事，本不成问题，更不成证据。
杨守敬在他的《凡例》里曾说：若以赵氏所见之书，戴氏皆能读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余谓事同道合，容有一二。岂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
这句话最可以表示杨守敬完全不懂得校勘学的性质。校勘学是机械的工作。只有极少数问题没有古本古书可供比勘，故须用推理。绝大多数的校勘总是依据古本与原书所引的古书。如果赵戴两公校订一部三十多万字的《水经注》而没有“盈千累百”的相同，那才是最可惊异的怪事哩！
即如上文所举“甲寅”两字的版本沿革，都是校勘学最平常的事，岂可用来作谁偷谁的证据！
我举出这两个例子来表示一班有名的学者怎样轻视考证学的任务，怎样滥用考证学的方法。我最后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做这篇文字的结束。《水经注》卷二十四，《瓠子水》篇有一段文字，前面叙旧东河迳濮阳城东北，下文忽然接着说：“《春秋》僖公十三年夏会于咸。”凡熟于《水经注》文字体例的人，都知道这两节之间必有脱文，故赵戴两本都在“春秋”上校增“又东，迳咸城南”六字，赵氏刊误云：
又东迳咸城南六字，全氏曰，以先司空公本校增。
杨守敬论此条说：此非别有据本，以下文照之，固当有此六字。此戴袭全之证。（《要删》二十四，页7）
他既说这六字的校增不必有本子的根据，只看下文，即知“固当有此六字”，则是无论谁校《水经注》，都会增此六字了。为什么独不许戴东原校增此六字呢？为什么这六字可以用作戴袭全氏的证据呢？
用证据考定一件过去的事情，是历史考证。用证据判断某人有罪无罪，是法家断狱。杨守敬号称考证学者，号称“妙悟若百诗，笃实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却这样滥用考证学的方法，用全无根据的证据来诬枉古人作贼。考证学堕落到这地步，岂不可叹！
我们试看中国旧式法家汪辉祖自述他办理讼案是如何敬慎。他说：罪从供定。犯供（犯人自己的供状）最关紧要。然五听之法，辞只一端。且录供之吏难保一无上下其手之弊。据供定罪，尚恐未真（注）。余在幕中，凡犯应徙罪以上者，主人庭讯时，余必于堂后凝神细听。供稍勉强，即属主人复讯。常戒主人不得性急用刑。往往有讯至四、五次及八、九次者。疑必属讯，不顾主人畏难；每讯必听，余亦不敢惮烦也。（《续佐治药言》“草供未可全信”条）
被告自己的供状，尚且未可据供定罪，有疑必复讯，不敢惮烦。
我们做历史考证的人，必须学这种谨慎不苟且的精神，才配担负为千秋百世考定史实的是非真伪的大责任。
三十五年，十，六，北平东厂胡同
注 汪辉祖举的“据供定罪，尚恐未真”的实例：“乾隆壬午（1762）八月，馆平湖令刘君冰斋署。会孝丰县民蒋氏行舟被劫，通详缉捕。封印后，余还里度岁。而平湖有回籍逃军曰盛大者，以纠匪抢夺被获，讯为孝丰劫案正盗。冰斋迓余至馆，检阅草供。凡起意纠伙，上盗伤主，劫赃俵分，各条，无不毕具。居然‘盗’也。且已起有蓝布绵被，经事主认确矣。当晚嘱冰斋覆勘，余从堂后听之。一一输供，无惧色。顾供出犯口，熟滑如背书然。且首伙八人，无一语参差者。心窃疑之。次晚复嘱冰斋故为增减案情，隔别再讯。则或认，或不认，八人者各各歧异，至有号呼诉枉者。遂止不讯。而令库书依事主所认布被颜色新旧，借购二十余条，余私为记别，杂以事主原认之被，嘱冰斋当堂令事主辨认，竟懵无辨识！于是提各犯研鞫，佥不承认”。“细诘其故。盖盛大被获之初，自意逃军犯抢，更无生理，故讯及孝丰劫案，信口妄承，而其徒皆附和之。实则绵被为己物，裁制有人。即其（抢夺）本案亦不至于死也，遂脱之”。
“越二年，冰斋保举知府，入京引见。而此案正盗由元和县发觉，传事主认赃。冰斋回任，赴苏会审定案”。（适按：平湖县属浙江嘉兴府，孝丰县属浙江湖州府，元和县属江苏苏州府，故刘君须赴苏会审。）
“初余欲脱盛大时，阖署哗然，谓余枉法曲纵，不顾主人考成。余闻之，辞冰斋，冰斋弗听［许］。余曰：‘必欲余留止者，非脱盛大不可。且失赃甚多，而以一疑似之布被骈戮数人，非惟我不忍，为君计，亦恐有他日累也。’至是，冰斋语余曰：‘曩者君力脱盛大，君何神耶！’余自此益不敢以草供为据矣。”（《续佐治药言》4页至6页。参用《病榻梦痕录》乾隆廿八年记此案，文字稍有删改，使人易晓）
这篇《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是民国三十五年写的。今年我重读一遍，觉得还可以收存。我当时因为汪辉祖举例的文字太长，没有全抄。现在我觉得这位刑名大家的“据供定罪，尚恐未真”一条大原则真是中国证据法一个重要理论，而这个大原则是需要举例说明的，所以我全抄汪先生举的一件案子的文字，作为一条小注。（平湖知县刘冰斋，名国烜，奉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