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科学初到中国的时候，没有相当的译名，当时的学者就译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大学》里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没有说明“格物”是什么或是怎样做。到了宋朝，一班哲学家都下过“格物”的解说，后来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的界说。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解说是程子（程颐）、朱子（朱熹）合作的。他们说，“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物的理。朱子说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即（就）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
有人问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范围，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说：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就是近代科学的研究范围也不过如此。
程子、朱子说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们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只要积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贯通的日子。
程子、朱子确是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何以他们不能建立中国的科学时代呢？
他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程子的大哥程颢就曾说过“玩物丧志”的话。他们说要“即物穷理”，其实他们都是长袍大袖的士大夫，从不肯去亲近实物。他们至多能做一点表面的观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实物。
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范围完全丢了。范围越缩越小，后来竟从“读书穷理”更缩到“居敬穷理”，“静坐穷理”，离科学的境界更远了。
明朝有个理学家王阳明（王守仁），他曾讥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他说：“即物穷理是走不通的路。我们曾实地试验过来。有一天，一位姓钱的朋友想实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钱先生坐在竹子边，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来。我就自己去试试，一连格了七天，也格不出道理来。我们只好叹口气，说，圣贤是做不成的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阳明这段话最可以表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终不能建立科学。
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又叫做“汉学”），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但他们的范围还跳不出“读书穷理”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的科学大范围。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要把这两项遗产打成一片：要用那朴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方法来实行理学家“即物穷理”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