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丛书(套装共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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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归国记 (4)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笔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

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7月6日追记)

7月2日,我回纽约时,重过绮色佳,遇见梅觐庄,我们谈了半天,晚上我就走了。日记里记此次谈话大致如下: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觐庄大攻此说,以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又以为偷得Tolstoi(托尔斯太)之绪余;以为此等19世纪之旧说,久为今人所弃置。

余闻之大笑。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utilitarian,其为Tolstoyan 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utilitarian抑为Tolstoyan也。(7月13日追记)

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绮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大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作白话诗的路上去。

7月8日,任叔永同陈衡哲女士、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在凯约嘉湖上摇船,近岸时船翻了,又遇着大雨。虽没有伤人,大家的衣服都湿了。叔永做了一首四言的《泛湖即事》长诗,寄到纽约给我看。诗中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又有“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等句子。恰好我是曾做《诗三百篇中“言”字解》的,看了“言棹轻楫”的句子,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写信给叔永说:再者,诗中所用“言”字“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7月16日)叔永不服,回信说:足下谓“言”字“载”字为死字,则不敢谓然。如足下意,岂因《诗经》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当搜入耶?“载笑载言”固为“三千年前之语”,然可用以达我今日之情景,即为今日之语,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语”,此君我不同之点也。(7月17日) 我的本意只是说“言”字“载”字在文法上的作用,在今日还未能确定,我们不可轻易乱用。我们应该铸造今日的话语来“达我今日之情景”,不当乱用意义不确定的死字。苏东坡用错了“驾言”两字,曾为章子厚所笑。这是我们应该引为训诫的。

这一点本来不很重要,不料竟引起了梅觐庄出来打抱不平;他来信说: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此种论调,因足下所恃为哓哓以提倡“新文学”者,迪又闻之素矣。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

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眩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才智,教育,选择,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夫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何足下之醉心于俗语白话如是耶?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一字意义之变迁,必经数十或数百年而后成,又须经文学大家承认之,而恒人始沿用之焉。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易乎?

总之,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者也(俗语白话亦有可用者,惟必须经美术家之锻炼耳)。如足下言,乃以暴易暴耳,岂得谓之改良乎?(7月17日)

觐庄有点动了气,我要和他开开玩笑,所以作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回答他。开篇就是描摹老梅生气的神气:“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文字哪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第二段中有这样的话: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这都是古所没有,而后人所创造。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第四段专答他说的“白话须锻炼”的意思:今我苦口哓舌,算来欲是如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首“打油诗”是7月22日做的,一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一半是我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但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7月24日)叔永来信也说: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7月24夜)对于这一点,我当时颇不心服,曾有信替自己辩护,说我这首诗,当做一首Satire(嘲讽诗)看,并不算是失败,但这种“戏台里喝彩”,实在大可不必。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好笑。

但这一首游戏的白话诗,本身虽没有多大价值,在我个人作白话诗的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为梅、任诸君的批评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试作白话诗了。觐庄的信上曾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

叔永的信上也说: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

这样看来,白话文学在小说词曲演说的几方面,已得梅、任两君的承认了。觐庄不承认白话可作诗与文,叔永不承认白话可用来作诗。觐庄所谓“文”,自然是指《古文辞类纂》一类的书里所谓“文”(近来有人叫做“美文”)。在这一点上,我毫不狐疑,因为我在几年前曾做过许多白话的议论文,我深信白话文是不难成立的。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了。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作白话诗。

叔永的长信上还有几句话使我更感觉这种试验的必要。他说: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 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钭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今日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见听,则请从他方面讲文学革命,勿徒以白话诗为事矣。(7月24夜)这段话使我感觉他们都有一个根本上的误解。梅、任诸君都赞成“文学革命”,他们都“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他们赞成的文学革命,只是一种空荡荡的目的,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没有下手的途径。等到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他们又都不赞成了。他们都说,文学革命绝不是“文言白话之争而已”。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应该有“他方面”,应该走“大道”。究竟那“他方面”是什么方面呢?究竟那“大道”是什么道呢?他们又都说不出来了;他们只知道绝不是白话!

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现在反对的几位朋友已承认白话可以作小说戏曲了。他们还不承认白话可以作诗。这种怀疑,不仅是对于白话诗的局部怀疑,实在还是对于白话文学的根本怀疑。在他们的心里,诗与文是正宗,小说戏曲还是旁门小道。他们不承认白话诗文,其实他们是不承认白话可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所以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

白话可以作诗,本来是毫无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陆游的白话诗都可以举来作证。词曲里的白话更多了。但何以我的朋友们还不能承认白话诗的可能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白话诗确是不多,在那无数的古文诗里,这儿那儿的几首白话诗在数量上确是很少的。第二是因为旧日的诗人词人只有偶然用白话作诗词的,没有用全力作白话诗词的,更没有自觉的作白话诗词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还不能光靠历史材料的证明,还须等待我们用实地试验来证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说:总之,白话未尝不可以入诗,但白话诗尚不多见耳。古之所少有,今日岂必不可多作乎?

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高腔京调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调着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谋生,故名士如高则诚、关汉卿之流皆肯作曲作杂剧。今之高腔京调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高腔京调之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