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蒋介石开始认识到，锦州中立化已经不可能了，日本要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国联不会实行任何有力的制裁。于是，蒋介石打算对日本不宣而战，在锦州进行抵抗。可是，张学良对抵抗缺乏信心，仍坚持锦州中立。11月29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了他与矢野的谈判情况，并且表示：“查划定中立地域办法，亦属避免冲突，以图和平解决之一道，日方既表同意，我方似可与之商洽。”对此，顾维钧、宋子文认为，锦州中立已经不可能，劝张学良不要再与日方谈判，币原提出的中立办法，美、英、法不肯担保，而且方案“有数点超出原议之外”，明显地是想诱导我们退兵，“堕其阴谋”。“锦州一隅之保存，关系3省全部存亡；撤兵一节，若无国联或3国切实保证，吾方万不能承允；如日军不顾国联决议，悍然进攻，只能竭力抵御。”在币原的一再要求下，经过矢野和原东北参议汤尔和的劝说，张学良仍作出了“自动撤兵至山海关”的决定。
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决议，决定派遣一个由5人组成的委员会前往东北调查。12月11日，日本若内阁因被指为软弱而总辞职。13日新成立的政友会犬养毅内阁，标榜“自主的强硬外交”，实际上是抛开“外交保障占领”的遮掩，而赤裸裸地奉行支持占领“满洲”的外交。
12月15日，蒋介石在中国动荡的政局中下野，宋子文、戴季陶、顾维钧相继辞职。一个星期后，宁、粤、沪3方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任命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政府为争取舆论支持，在对日政策上渐趋强硬。
陈友仁发表主张对日“积极抵抗”的宣言，声称“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但是，张学良继续坚持他的“锦州中立化”的主张，两天后不战而丢弃锦州。为此，陈友仁提议用对日绝交的方式打破中日僵局。国民党军队内部何成濬等21名将领主动请缨抗日。一时间，国内要求退出国联，对日绝交、宣战的呼声越来越高。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关注局势的发展。他对绝交、宣战的想法颇为担心，因为这对他自济南惨案以来逐渐形成的对日避战以图发展的基本战略相违背。1932年1月8日，美国提出不承认日本用武力改变“满洲”现状的“史汀生主义”，蒋介石受此鼓舞，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他认为，在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赞同陈友仁的绝交方案，这是最大的危机。此时，中国若战而不宣，“尚有可言”。如果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在孙科内阁一再敦促下，经过与汪精卫在杭州的和解，1月21日，蒋介石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提出“四不”基本原则，以及对日抵抗与交涉并行的方针。所谓“四不”，就是指“不绝交”、“不宣战”、“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蒋介石说：“以日本帝国主义之暴悍无人理，犹不敢显然对中国绝交宣战，而犹是出于战而不宣之行为者，盖欲避免宣战之责任，以减轻国际之责难也。今我明明尚无可战之实力，而贸然为暴日所不敢为之绝交宣战，则适以暴日加责任于我之机会，而益得以恣行无忌矣。”这“不仅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使此等公约完全失其效用。不仅不能引起国际对中国良好之印象，而且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对待日本的侵略呢，蒋介石提出：“暴日对我之侵略，既以战而不宣之方式出之，则我欲对之抵抗，何尝不可袭用其方法，此乃正当之防卫与有效之抵抗，既使之无可借口，并不背任何国际之公约，是无战之害有战之利者也。”针对退出国联、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蒋介石认为，中日可以直接交涉，“中国既为独立国家，当然有对外直接交涉之资格”，即使“诉之《国联盟约》可也，另行诉之《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可也，在不损主权之范围内对日交涉可也，即一面交涉，一面仍诉之《国联盟约》《九国公约》等，亦无不可也”。
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提出与日交涉与抵抗并行的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方法为：（1）交涉开始之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2）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蒋介石还提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求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
（六）苏联人的表现
日本既想侵占中国东北，又担心苏联会出兵干涉。因此，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在拟订东北作战计划时考虑到这一因素。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今村均回忆说：“在这一计划中，我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这样一点上，即当我们在满洲用兵时，怎样作好万全的准备以防御来自北方苏联的实力行动。”与中国东北比邻的苏联，对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行为给予了谴责，并对中国表示同情。针对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东北，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作一切必要的帮助”。什么帮助呢？
物质上的吗？恐怕谈不上。“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代表莫德惠正好在莫斯科。他曾问起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如果中国同日本打仗，苏联会做些什么。加拉罕回答说，很遗憾，苏联还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他说起话来，满口外交辞令：“我们十分关注满洲事态的发展”，“我们的同情是在中国一边的”，“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而且过去和现在苏联始终站在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9月25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暴力统治，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摧残中国人民的时候，全世界的工人都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劳动人民极其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是在中国人民一边的。
苏联也只不过表示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对中国的同情，并没有像日本人所担心的那样，不仅没有出兵中国东北，反而奉行了不干涉政策。中东铁路横穿长春，因此，关东军对长春采取军事行动时，也考虑过苏联是否会介入。9月20日，建川美次会见关东军司令官参谋课长，明确表示：鉴于中东铁路的性质和目前的一般形势，应“不向长春以北派兵”。当日军占领宽城子车站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代理奥尔洛夫果然向日本总领事馆提出了口头抗议。莫斯科还电告中东铁路局，如果日军侵入北满行使中东路权利，将采取必要的手段。实际上，苏联也只不过是出于宣传需要而已，并未打算采取军事行动。
11月初，在进攻齐齐哈尔的问题上，关东军同日本参谋本部发生了争执。根据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的规定，北满是俄国的利益范围。因此，如果关东军进攻北满，可能会引起苏联的不满。但是，关东军认为，日军进攻齐齐哈尔，苏联不会出兵东北。可日本军部的人不这么想，为防止关东军贸然行事，11月2日，总参谋长金谷范三特地给关东军发去电报，命令道：“如向远离嫩江的北满出兵，无论有何项理由，非经我批准，都不许出兵。”看来，日本参谋本部给关东军的行动划定了一条界线，即不能越过嫩江。
但是，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宣称，苏联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在此之前，广田曾以听到“苏联以武器援助马占山的消息”为由，向苏联方面进行过试探。日本参谋本部在摸清莫斯科的底牌后，立即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同意关东军在马占山拒绝撤出齐齐哈尔时可以采取“认为必要的自主行动”。于是，关东军加快了对齐齐哈尔进攻的步伐。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被任命为江桥战斗总指挥，这给江桥抗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不过，苏联对进入本国境内的中国抗日军队还是提供了一些方便。
1932年12月，苏炳文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冲出日军的重重包围进入苏联境内，其中包括马占山。苏军在解除他们的武装后，将他们安置在托木斯克。
后来，马占山提到这件事时承认“苏俄政府对义勇军曾予以特别之优待”。
苏联对中国的另一个支持恐怕要算中苏复交了。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进行中苏复交谈判（两国关系自1927年处于隔绝状态）。不料，这个消息传到了日本人那里，日本便从中作梗。但是，双方于12月12日进行了复交换文，声明从即日起正式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中苏复交是中国争取外援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对日本一个不小的打击。应当说，苏联在中东铁路问题上表现了妥协的一面。其实，这也是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1932年3月中旬，即“满洲国”刚成立时，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和中东铁路苏籍副理事长奉命拜访了“满洲国”新任中东铁路督办李绍庚，甚至还向他表示“苏联政府确认‘满洲政府’对于中东铁路之主权”。苏联为了换取在中国东北保留苏联领事馆，竟然同意在赤塔和海参崴设立“满洲国”领事馆。这样，莫斯科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就连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森岛也这样说“唯有苏联与其他国家不同”，“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
日本最终目标是想把苏联势力从中国东北排挤出去，以便独占东北。自1933年后，日苏关系紧张起来。在日本的指使下，中东铁路地区不断发生对苏挑衅事件。大批苏联员工被杀，财产遭受破坏。在此情况下，1933年5月2日，莫斯科背着南京蒋介石政府，向日本驻苏大使提出出售中东铁路的建议，具体办法是由“满洲国”赎回中东铁路。尽管蒋介石政府一再向莫斯科提出抗议，但莫斯科以日军破坏为由进行搪塞。1935年3月11日，苏联以1.4亿日元的价格与日“满”签订了出售中东铁路的协定。3月23日，苏、日、“满”3方代表正式签署了《中东铁路让渡协定》。
（七）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