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那些日子是谭政心情最坏的时候了。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了好几年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被烟雾笼罩。有时候，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谭政大将实在是想不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死也要死个明白呀！
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他不去。
还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他也没有去。
实在闷得难受了，他去了他的前任罗荣桓元帅家里。
他们之间也是几十年的相交相知了。谭政来总政治部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
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
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比如两口子闹意见了也是找罗帅给调解调解……
罗荣桓也知道了一些情况，见谭政来找他，就说：“你心里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
谭政心情很是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帅虽说身体不太好，但对一些事情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有些话他也不好说。
“主席同意这么搞？”谭政还问。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起来，还是要工作的嘛！”
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没有力量，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
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言外之意是，我都快成反党分子了，还能干什么？
“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
两人谈了一阵子，也没有什么更好谈的，他们就分手了。
逆境不改“夫子”气
谭政55岁那年，他正式被降为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同时也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和国防部副部长。
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波折。从中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谭政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的那种“夫子”气却没改掉。
他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
在别人看来，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也是个有名无实的事儿。而谭政是那种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的人。他还真的当起了副主任。
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通信站，看那里的政治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人家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
不是要他管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吗，他就下到了公安总队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
不是管后勤的政治工作吗，他就到武汉的一个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3个月。
“大有收获，大有收获！”回到北京，见到了罗荣桓元帅，他很有几分兴奋。
他很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事工厂的一些情况，说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把他带回来的几件不合格的衣服给罗帅看。
他还对罗帅说，有的军事工厂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
罗帅也很是高兴地对他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
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说叫他等，他就静静地等。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等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又去找罗帅。
这时罗帅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一天谭政正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他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说上一句话。吊唁时不好有更多的表示，回到家里，他不禁失声痛哭……
196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了。不少领导同志都下去了，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
他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的第二天，他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起来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
这又应了他的那个外号——“夫子”。
他在这个工厂正经当了半年多的工人，并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
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感兴趣，有什么话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矛盾也愿意找他去帮助解决……
既然是工作组的组长，就还要管一些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到南昌去参加一个会议。
他带上秘书就去了。研究军工生产，他现在是有发言权的。
谁知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秘书觉得不对头，就问：“这是谁的意见？”
电话里说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秘书只能回答：“知道了。”
怎么和谭政老头说呢？秘书可是费尽了心思。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扯谎。
“谭政同志，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
谭政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
秘书说：“刚刚改的。”
“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
秘书再次劝他：“首长，就不要再问了吧！”
他说：“不问怎么行，是不能这个样子的呀。”
秘书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这才不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阵，又问：“是谁不让我参加会的呢？”
秘书只好告诉了他。他又吃惊地睁大眼睛，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
秘书只好说：“首长，不要太书生气了……”
邓小平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文化大革命”前，谭政被降职到了福建省当副省长。可以说是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来了。他先是被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造反派抓走，后来又被揪回北京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
他曾经对人说过，“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把所有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八年……
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说话迟钝，腿脚不灵，真的像是一个小老头了，老秘书去见他时，他竟然哭了起来，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
“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
老秘书问起在监狱里的情况，他摇摇头，说：“八年了，别提它了！”
说这话时，颇有点像当时样板戏里的台词。
他说起出来以后的情况，说到不少老同志来看他，“那天耀邦同志来了，特别关照他们照顾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流泪了。
“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
这就是谭政，这就是他的书生气。
秘书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他觉得可行。第二天就动手给叶帅写了一封不是很长的信。
此时，正是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帅很快把这封信批给了他。
向来以作风干练而闻名的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并作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也想到了这个老乡，他们应该说是老熟人了，井冈山时期，谭政就当过他这个前委书记的秘书。毛泽东在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这样，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无比喜爱的军装。
说来也很有意思，他穿上新军装的时候，高兴得像个新兵。虽说没有了当年的大将军衔，但这“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也足以让这位老红军战士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他穿了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老帅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叶帅看他的身体被摧残成这副模样，也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谭政啊。”叶老帅坐下来关切地对他说，“你出来工作，是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身体不好了，就不要像过去那样，不要勉强。”
叶帅说话的声音不大，谭政的耳朵已经有点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了一遍。
谭政听清楚了，但他还是说：“能工作了，我就要给党多做点事情。”
两人说了许多过去的事，但也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出来，他们还不能说啊！
分手时，叶帅说，你的耳朵不好了，送一个助听器给你吧！
谭政接过来，试了试，说清楚多了，这东西好！
……
他又去了徐向前元帅家里。站在徐帅面前，徐帅竟然不敢认他了。
“谭政，你怎么一下子老成这个样子了？”
谭政苦笑了一下，说：“林彪把人往死里整。”
两双久经风霜的手握在了一起，很久没有分开。
“你被关了几年呀？”
“快九年了。徐帅，你说，他们怎么能这么整我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整我。”“你这个谭政，真是个书生。要整你，还要问为什么？”
徐帅的山西腔，久久响在他的耳边。
晚年，为了笔墨官司“较真儿”
这又要说到前面提过的那个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
当年批谭政的时候，说是他把毛主席改过的文章说成是自己的。他不服气，因为那个稿子他改了六次，毛主席只改了一次，而且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怎么能说这个稿子不是我写的呢？
批他的时候，他不认这个账，后来他更不认这个账。
有一天，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看他，对他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是你的着作吧？”
他没有回答。对这样的问题他是不屑于正面回答的。
过了不久，有关方面给他送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中，有一个附件，就是那个报告。这回的处理更是有趣，没有署谭政的名，也没有署别人的名，而是署了“留守兵团政治部”。
谭政又好气又好笑，“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他很不高兴地对秘书说。
秘书能说什么，只能说：“可能是他们搞错了吧！”
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说：“历史总会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的。”
没有多久，他就得了脑血栓。有人说，那是气的。谭政自己什么也不说。
这会儿就是想说，他也说不利索了。
有一天，老秘书兴冲冲地来看他，坐在病床边赶快拿出一本书，对他说： “谭老，这是党的权威部门编辑的《党史参考资料》，里面收了你的那篇文章。”
他没有听明白。他的耳朵是越来越不行了。
秘书又赶忙给他写在纸上，告诉他这个消息，又把书打开给他看。他明白了，脸上出现了难得见到的笑容。
他的嘴动了动，说出了几个字。老秘书也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从口形看，好像是说：“实事求是就好。”
有人说，谭政这个人就是特别计较这些事。
谭政说：这不是个名利问题，对这样的事有必要较较真！
（此稿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谭政同志的秘书乔希章同志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