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场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概论》。
陶汉章的第一部“着作”印在花花绿绿的纸上。
共产党人写的书在陪都出版，50年后才见到样书。
朱德说：“陶汉章中状元了，今天要喝‘状元红’！”
关于“大节，小节……”
海湾战场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概论》
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向中国的有关部门传来了一条消息——海湾美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
这消息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也让各国的军事指挥机关感到惊奇——是谁把《孙子兵法》翻译到了美国？又是谁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美国的军事指挥机关？美国人读得懂吗？它对海湾战争有用吗？
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孙子兵法》——这不是两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写的《孙子兵法概论》。重视知识产权的美国人在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陶汉章。
陶汉章是何许人也？
笔者在京郊的红山口找到了这位老将军。他原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副院长。
他已经八十高龄，但仍然神采奕奕。一副很是秀气的眼镜使他显得更加斯文，也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在他那简朴的客厅里，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了。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孙子兵法并写出这本概论的？”
陶汉章将军指指桌上的刘伯承的照片，话题就从这位开国元帅说起了：
“应该说，这本书有他的心血。”
陶汉章说，“还是50年代的时候，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我在那里搞教学。有一天刘帅对我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一讲孙子兵法？”
陶汉章说：“《孙子兵法》虽然早就读过，可是要讲课……”
见他面有难色，刘帅说：“你再系统地读一读，我们找个时间再研究一次。”
没有过几天，刘伯承就通知陶汉章把战役系上课的教员和有关人员找来开会。
刘帅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他首先发言：“孙子兵法十三篇，实际上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复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为六个问题来讲。这六个问题是：智谋、兵势、奇兵和正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刘帅一番话，使陶汉章很受启发，也就成了后来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本书终于在1985年出版了。在以后五年的时间里，共印了五次，发行十几万册，在当时的军事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孙子兵法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对世界军事学术的贡献，出版后不久，就受到了国外的注意。”陶汉章将军很有几分得意地说。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把它译成了英文，在美国纽约的史特林公司出版。也许是出版业的不景气，也许是美国人的偏见，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海湾战争爆发前，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他们购买一百本书，发给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和星条旗出版社，又购了一批书，推荐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这本书就在那里流行了起来。
陶汉章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布尔基斯金给陶汉章的信中说：“我读了你的书，不仅我一个人受益，我相信所有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受益。”
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州务卿派员专门找到了在广州休息陶汉章，授予他亚拉巴马州荣誉州务卿的称号。
那天我们的话题几乎都和书有关，而将军的几本书也都很有传奇经历。
陶汉章的第一部“着作”印在花花绿绿的纸上从江西进贤县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陶汉章没有什么更特别的经历。十几岁时，他投奔自己的姑父，到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官学校”读书。
1938年，陶汉章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因反蒋失败，军人各奔东西，他听说老家江西有红军，就回到了南昌。
当时，国内的情况十分复杂，他刚刚到南昌，就听说进贤县的国民党党部传他，说他是反蒋分子……所以他只能在南昌待着。有一天，陶汉章翻报纸，看到上面说在新余县有“共匪”活动，就决定到那里去找一找。
于是就有了他参加红军的曲折经历。他有一个侄子在新余县当副县长，听说他从抗日前线回来，就请他到新余县作报告。在那里，他住了三天，听侄子的佣人讲，江那边就是红军，这里是一半红一半白。于是，陶汉章想方设法坐上了回城的一艘小船。
当船行至罗坊镇时，陶汉章对船老板说：“这里有我的一个同学，我要去看看。如果等到１２点不见我回来，你就可以走了。”
上了岸，陶汉章一路向南走，问了几个人，人家警惕性都很高，都说不知道红军在哪里。又饿又累时，前面来了个老人，陶汉章问他：“能不能带我去找红军？”老人打量了半天，说：“你先在这里歇会儿，我给你找找看。”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年人。他问陶汉章：“你为什么要找红军？”
“我想参加革命。”
那人也不多问什么，就带了陶汉章往山里走。到了区苏维埃，他们又和上级联系。很快得到答复，叫把陶汉章送到永新县去——他就这样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六军团的一员。
陶汉章见到的第一个领导人是任弼时。听说他从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出来，有些文化，就把他留在了机关。到政治部当干事——那个干事可不是怎么好当的啊，既要当编剧，又要当演员，还要写标语，做宣传……
说实在的，陶汉章不想当政治干部，想当军事干部。谁知军事干部没有当成，却在红军学校当起了教官。而当教官就要有教材，那时谁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教材呀？
“还不是靠自己干！”回忆起那时候的日子，陶汉章很是兴奋。“根据当时干部的特点，我拟了一个讲课提纲，叫军事问答一百题。一边总结，一边教课。
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江西的条件相当艰苦，红军吃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用的纸了。当陶汉章的《军事问答一百题》写好以后，却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同事们到外面去找。找回来的纸有红的，有绿的，也有花的，也有一面写了字的。
陶汉章就是用这样的纸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也正是这本花花绿绿的书，使不少红军战士很快地成长起来。
对自己的这本着作，陶汉章很是爱惜。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短暂的休整，他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在长征路上，这本书已经磨烂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
直到过草地时上级要求轻装再轻装，他才不得已把它留在了草地……
如今，这本书是再也找不到了，说起来陶汉章将军还很有点遗憾。
共产党人写的书在陪都出版，50年后才见到样书1936年，19岁的陶汉章经过长征以后，调到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他任学校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找到当时的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交给他一封信。
信是从重庆寄来的，署名是三联书店邹韬奋。信中说，希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
韦国清把陶汉章找来，说：“你正在教军事课，这本书就由你来写吧。”陶汉章看完信，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把我们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去，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但是，那个时候要写一本书绝非易事。红军打游击虽然有经验，但这些实践经验要经过提炼概括才能变成教材。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既要理论指导，又要有写作才能的人来完成。
陶汉章连续干了几个昼夜，拟出了写作提纲，征求了一下意见后，寄到重庆的三联书店。对方很快给予了答复，并且说，写完一章寄一章来。
于是陶汉章在随营学校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写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画图表，自己誊写，自己校对。一连干了三个月，从五台写到榆次，再写到交城、文水，最后在古城洪洞完成了这部17万字的学术着作。
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整，书后附录了我军四位高级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
大约一个月后，陶汉章收到了重庆寄来的十分奇特的稿酬——一大捆邮票。
说来也不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之间唯有邮票是可以通用的，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
拿了稿费，战友们要他请客。陶汉章揣着邮票到了洛川城，小馆子老板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临走时掏出一卷邮票付账，战友们哈哈大笑。
稿费收了，客也请了，就是没见到自己出的书是什么模样。后来，战事繁忙，他也没顾上去找这本书。
1994年，陶汉章在京参加黄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见到一位台湾来的老军人，谈起当年国共合作抗战时的情景，老军人说：“1938年，在湖南南岳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你们的一本书，叫《游击战术纲要》。”
陶汉章眼睛一亮，忙问：“还记得这本书是谁写的吗？”
“是陶剑青先生。”
“哦，鄙人是也。”
老军人站起身，拱手道：“陶先生，你是我的老师。”
“不敢不敢。”……后来，陶汉章托人在重庆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本该在50年前见到的书。
朱德说：“陶汉章中状元了，今天要喝‘状元红’！”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战略决战就要开始了，在晋察冀军区三纵当参谋长的陶汉章像许多将领一样，正渴望着在这场活剧中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这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时候啊！
谁知命运没有能使他成为一个战功显赫的将军，倒使他向成为一军事理论家迈进了一步。
有一天，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找到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相当快，我们急需参谋人才，想搞一个高级参谋班，想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陶汉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正干得有滋有味，不愿意离开，就对罗瑞卿说：“让我考虑考虑。”
不久，部队进行整训，罗瑞卿又来找他，还是要他去。陶汉章说：“罗政委，请你和杨成武同志讲一讲，如果他同意，我就去。”
罗瑞卿找到杨成武，谈了要陶汉章的事情。杨成武不愿意让他走，就说：“罗副政委，你能不能写个条子，借陶汉章半年？”
罗瑞卿说：“那就借半年吧。”说着掏出笔，真写了借条。
杨成武这才放了行。于是，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也正是在教书的过程中，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本书的创作，也就有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本《参谋工作》。
要教书，要写书，自己首先要读更多的书才行，陶汉章深知这一点。那一阵子，陶汉章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在书海中遨游，既是件快乐的事，也是件乏味的事情。有一阵，人们说他读书读得昏头昏脑，完全不像精明干练的参谋长了。
其实陶汉章正为一件事头痛——既然是搞参谋教育，就应该搞清楚参谋制度是何时产生的，搞清“参谋长”这一个词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古书中有不少记载，但那都被称为谋士、军师，好像还不是“参谋长”，他找啊找，终于在一本叫《毛奇传》的书里找到了出处。
1807年，拿破仑率数十万大军横扫欧洲，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参谋人才——他任命了贝蒂埃元帅为参谋长。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完成了很有价值的学术着作《参谋工作》一书。
这本书在参谋训练班上当教材以后，还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不仅在华北，在华东，在中南等野战军都有了这本书翻印本。
这时陶汉章已经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不久，华北军大专门召开了这本书的奖励大会，军区党委给了表彰，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嘉奖令。同时，还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奖金，奖励陶汉章三百元！
那时的三百元可不是现在的三百元，当时干部的每月津贴只有四元啊！
教育长谭家述说：“老陶，我们要吃你的大户！”
于是，找了一个休息日，陶汉章自己驾车把当时正在华北军大休息的朱老总、叶剑英、朱良才等同志拉上，开到了石家庄的“状元坊”——这里的掌勺师傅是他派到石家庄的老关系户，菜烧得好，这里也安全。
人们说，要喝茅台酒，朱老总却说：“今天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状元红’！”
这在战争间隙里也是难得的一聚。
如今陶汉章虽然已经休息，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当我们对他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的时候，他却淡淡一笑，说：“有许多同志都能写，也有理论水平，像刘帅、陈毅、陈赓、许光达等同志，他们都没有时间写，在他们面前，我真是班门弄斧。”
附：关于“大节，小节……”——陶汉章将军访谈
由于与陶汉章将军比较熟识，再加上他曾经是我所在的老部队的参谋长，因此也就一些历史上有意思的话题对他进行了访谈。下面就是关于“文革”的一段真实的访谈记录。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把问题简称为“问”，而陶汉章将军的回答简称为“陶”。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有过一个讲话，说到干部的大节小节问题，大意是说有的干部大节是好的，小节有点儿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讲话曾经广泛流传。有人说这个讲话是针对黄永胜说的，那时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陶：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林彪是有这样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也的确是针对黄永胜说的。但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大节小节问题的说法，还不是对着黄永胜说的，而是对广州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