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有尚怀疑《老子》之书者，他们若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认当时实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实有“以德报怨”的更透进一层的柔道。
如果连这种重要证据都要抹煞，硬说今本《老子》里的柔道哲学乃是战国末年世故已深时宋研、尹文的思想的余波，那种人的固执是可以惊异的，他们的理解是不足取法的。
还有那个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传说，向来怀疑的人都学韩愈的看法，说这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学，所以捏造“孔子，吾师之弟也”的传说。（姚际恒《礼记通论》论《曾子问》一篇，说，“此为老、庄之徒所作无疑。”）现在依我们的新看法，这个古传说正可以证明老子是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
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传说，约有几组材料的来源：
（1）《礼记》的《曾子问》篇，孔子述老聃论丧礼四事。
（2）《史记·孔子世家》记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一段。
（3）《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一段。
（4）《庄子》中所记各段。
我们若依这个次序比较这四组的材料，可以看见一个最可玩味的现象，就是老子的人格的骤变，从一个最拘谨的丧礼大师，变到一个最恣肆无礼的出世仙人。最可注意的是《史记》两记此事，在《孔子世家》里老子还是一个很谦恭的柔道学者，而在《老子列传》里他就变做一个盛气拒人的狂士了。这个现象，其实不难说明。老子的人格变化只代表各时期的人对于老子的看法不同。作《曾子问》
的人绝对不曾梦见几百年后的人会把老聃变成一个谩骂无礼的狂士，所以他只简单的记了老聃对于丧礼的几条意见。这个看法当然是最早的；因为，如果《曾子问》真是后世“老庄之徒所作”，请问，这班“老庄之徒”为什么要把老子写成这样一个拘谨的丧礼专门大师呢？若如姚际恒所说，《曾子问》全书是“老庄之徒所作无疑”，那么，这班“老庄之徒”捏造了这五十条丧礼节目的讨论，插入了四条老聃的意见，结果反把老聃变成了一个儒家丧礼的大师，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大笨事吗？——这类的说法既说不通了，我们只能承认那作《曾子问》的人生在一个较早的时期，只知道老子是一位丧礼大师，所以他老老实实的传述了孔子称引老聃的丧礼意见。
这是老、孔没有分家的时代的老子。
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史记》里最谨慎的一篇，所以这一篇记孔子和老子的关系也还和那最早的传说相去不远：
［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时代的人已不信老子是个古礼专家了，所以司马迁说“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这已是很怀疑的口气了。但他在这一篇只采用了这一段临别赠言，这一段话还把老子看作一个柔道老儒，还不是更晚的传说中的老子。
到了《老庄列传》里，就大不同了！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这就是说，孔子“将”要问礼，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开不得口。这就近于后世传说中的老子了。
至于《庄子》、《列子》书中所记孔子见老子的话。离最古的传说更远，其捏造的时代更晚，更不用说了。如果老子真是那样一个倨傲谩骂的人，而孔子却要借车借马远道去“问礼”，他去碰钉子挨骂，岂非活该！
总之，我们分析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传说，剥除了后起的粉饰，可以看出几个要点：
（1）古传说认老子为一个知礼的大师。这是问礼故事的中心，不可忽视。
（2）古传说记载老子是一位丧礼的专家。《曾子问》记孔子述他的礼论四条，其第二条最可注意：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
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
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这种议论，有何必要而须造出一个老师的权威来作证？岂非因为老聃本是一位丧礼的权威，所以有引他的必要吗？
（3）古传说里，老子是周室的一个“史”：《老子列传》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张汤列传》说他是“柱下史”。史是宗教的官，也需要知礼的人。
（4）古传说又说他在周，成周本是殷商旧地，遗民所居。
（古传说又说他师事商容，——作常枞，汪中说为一人——可见古说总把他和殷商文化连在一块，不但那柔道的人生观一项而已。）
这样看来，我们更可以明白老子是那正宗老儒的一个重要代表了。
聪明的汪中（《述学》补遗，《老子考异》）也承认《曾子问》里的老聃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但他终不能解决下面的疑惑：
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此一条也见《曾子问》。）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汪中列举三疑，其他二事不关重要，今不论。）
博学的汪中误记了《庄子》伪书里的一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硬说是《老子》里的赃物！我们不能不替老子喊一声冤枉。《老子》书里处处抬高“圣人”作个理想境界，全书具在，可以覆勘。所以汪中举出的两项“乖违”，其一项已不能成立了。其他一项，“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正是深知礼制的人的自然的反动，本来也没有可疑之处。博学的汪中不记得《论语》里的同样主张吗？孔子也说过：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又说过：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又有两条讨沦“礼之本”的话：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说详上文第三章）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檀弓》述子路引孔子的话，也说：
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这样的话，都明明的说还有比“礼”更为根本的在，明明的说礼是次要的（“礼后”），正可以解释老子“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一句话。老子、孔子都是深知礼意的大师，所以他们能看透过去，知道“礼之本”不在那礼文上。孔子看见季氏舞八佾，又旅于泰山，也跳起来，叹口气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后世的权臣，搭起禅让台来，欺人寡妇孤儿，抢人的天下，行礼已毕，点头赞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实那深知礼意的老聃、孔丘早已看透了！《檀弓》里还记一位鲁人周丰对鲁哀公说的话：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这又是老子的话的注脚了。
总之，依我们的新看法，老子出在那个前6世纪，毫不觉得奇怪。他不过是代表那六百年来以柔道取容于世的一个正统老儒；他的职业正是殷儒相礼助葬的职业，他的教义也正是《论语》里说的“犯而不校”、“以德报怨”的柔道人生观。古传说里记载着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个传说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可怪可疑之点。儒家的书记载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这正是最重要的历史证据，和我们上文说的儒的历史丝毫没有矛盾冲突。孔子和老子本是一家，本无可疑。后来孔、老的分家，也丝毫不足奇怪。老子代表儒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了那正统的儒。老子仍旧代表那随顺取容的亡国遗民的心理，孔子早已怀抱着“天下宗予”的东周建国的大雄心了。老子的人生哲学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其中含有绝大的宗教信心——“常有司杀者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是平常一般有血肉骨干的人所能完全接受的。孔子也从这种教义里出来。他的性情人格不容许他走这条极端的路，所以他渐渐回到他所谓“中庸”的路上去，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这个根本上有了不同，其他教义自然都跟着大歧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