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是一种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不当用作政治的途径，更不可用作装点门面的排场。
没有一个国家能靠盲目的建设得着国际的地位的。
上期我们登出了两篇拥护建设反对无为的文章，同时也登出了一篇赞成无为反对建设的通信。还有一些投稿，两方面的主张多有，我们因为篇幅关系，不发表了。我看了许多批评我的无为政治的议论，不能不再写一篇文字，申明我的立场，同时解释一些误会。
我是最赞成建设的人；我曾歌颂科学，歌颂工业，歌颂有为的政治，歌颂工业的文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我忽然提出无为政治之论，并非自己向自己挑战，也不是像某君说的“没有把事实详细研究，而为‘立异’的心理所影响”。我的无为论是研究事实的结果。我至今还是有为的歌颂者；但我要指出一个极平常的原则：
有为的建设必须有个可以有为的时势，必须先看看客观的物质条件是否许我们有为。在这种条件未完备之先，盲目的建设是有害而无利的，至少是害多而利少的，是应该及早停止的。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害民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
蒋廷黻先生在三月十一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里，很严厉的责备那些“过端的批评”建设的人们；他恐怕“建设的前途大有堵塞的可能”，所以他的论文标题是“建设的前途不可堵塞了！”他替今日的建设提出两种辩护：第一是对内不可不建设，第二是对外不可不建设。在对内方面，他说，“现在我们得着科学和机械，我们初次能有积极的解决生活问题，一方面能改良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把单轨的（农业）经济变为双轨的（工商业）经济。……对于这个机会，我们还不想充分利用，还是怀疑踌躇，岂不是自暴自弃吗？”在对外方面，他说，“在最近几年之内，我们外交活动的能力及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半要靠我们建设的成绩”。
这些话，我们岂不懂得？我们所以“由笃信建设以至于怀疑，反对”，只是因为今日的建设，没有一项够得上叫做“改良农业”，也没有一项够得上“发展工业”。征地，征料，征工来筑的公路，不是发展工业。清丈土地不是发展农业。强占民家田地为路基，强征人民力役为路工，占了民田还要人民完田赋，不是发展农业。浙江省办理“清丈”，只办了杭州市和杭县的一部分，已花费了一百二十万元了；据专家的估计，浙江全省的清丈，必须有二千四百万元，才能完事。即使浙江省能筹二千四百万元的清丈费，完成之后，距离“改良农业”还有二千四百万里之远！又如广西一省，公路最发达了，于贵州鸦片过境是方便了，于军事也许便利了，但这与“发展工业”有何关系？
所以蒋先生的辩护是错认了题目的。他所辩护的是改良农业与发展工业的建设；但今日的建设只是为军事用的公路，为学时髦的公路，为准备增加田赋收入的清丈，就使他的辩护文不对题了。
我们所反对的是盲目的与害民的建设。蒋先生的辩护文里，却替我们举了不少的好例子。先说“病民”，可举他引的浙江省建设三弊为例：
第一，浙省自民国十六年以前，田赋几全无附加，自十六年到现在，各县附加少者等于原额的二倍，多者至五倍。……
第二，因汽车运费过高，乡民的货运仍靠人力。
第三，经费大部分用在公路上，河流就无法维持和改良。
次说“盲目”，也用蒋先生论浙江建设的话。
（一）“汽车营业不发达，尤其是货运的缺乏，证明公路的建筑不一定就是我们当前的急务”。富庶的浙江如此，广西可知了，他省可知了。这是盲目。
（二）“江浙民间向靠水利和水运。我们现在为建设民间所不能利用的新交通工具，竟致废弃了民间所能利用的，最便宜的水运。
难怪我们愈建设，乡村经济就愈不景气。”（参看本期孟森先生的论文末段论江浙水利一节。）这是不是“盲目”？
（三）蒋先生又泛论筑路：“全国对于建设实无经验……。因为没有经验，我们只好模仿。外国大修汽车路，于是我们也大修汽车路。这种死板的抄袭不是我国工程司独有的缺点。”这是不是盲目？
盲目与害民，二者之中，盲目是因，害民是果。所以我们大声疾呼的反对这一切盲目的建设。然而我们的蒋廷黻先生还要替盲目建设家辩护！他说：
这种死板的抄袭不是我国工程司独有的缺点。……
我们要知道，抄袭是学习的初步，不能避免的。
他又说：
数年前，凡谈建设的人，谁不以为建筑铁路及汽车路是当前的第一急务？我们拿事后的眼光来批评当局事前的设计，未免太不恕了。
这几句话，我真不明白了。事前的盲目设计，在事后既然证明是做错了，我们正应该拿事后的聪明来批评事前的懵懂。难道此外还有别的更好的批评方法吗？难道我们都应该将错就错吗？
我们所以要批评今日之建设，正因为这种盲目的建设并不是“我国工程司”的过失，乃是一班领袖群伦的人物的普通过失。工程司是执行命令的；而一切盲目的建设乃是政治领袖所提倡，学者与政客所附和，与工程师无大关系。政治领袖为的是好大喜功，政客为的是可以吃建设饭，学者为的是迷信建设总不会错的。我们也曾“笃信建设”，但我们不护前，不护短：我们现在很诚恳的奉劝我们的政治领袖：建设是一件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不当用作政治的途径，更不可用作装点门面的排场。翁文灏先生（《独立》第五号：《建设与计划》）曾很沉痛的追述前清许多建设事业所以失败，都由于糊涂与冒昧。他说：
建设真不是容易事。建设必先有计划，计划又必有实在根据，不能凭空设想，也不能全抄外国成法。……应该由富有学识的头脑来做计划，再叫各部分的工作者各就所专去调查研究，征集应备的材料，或解决局部的问题。而这种计划大部分纯是专门问题，必须先搜集已有的材料，考察实际的情形，然后方能下手。决不是普通行政机关四壁萧然毫无参考设备的办公室内所能凭空杜撰的。
现今的人所以轻易谈建设，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建设的专门性质。
而这几年各省的建设所以只限于筑路拆城一类的事业者，其原因不在于仅仅盲目的模仿，其真实原因是因为此种工程都不需要专门的学术。政客与商人粗工都干得了，都包得下，都可以吃饭邀功，升官发财：今日建设所以成为风气，都由于此。人民的痛苦，国家的利益，百年的大计，在他们的脑子里都没有地位。要挽救此种风气，必须先要政治领袖们彻底觉悟建设是专门学术的事，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发一个电报命令十来个省分限几个月完成的。
他们必须彻底明白他们自己不配谈建设，更必须明白他们今日办的建设只是政客工头的饭碗，而不是真正的永久的建设。他们明白了自己不配建设，然后能安分无为，做一点与民休息的仁政；等到民困稍苏国力稍复的时候，等到专门人才调查研究有结果的时候，方才可以有为。
蒋廷黻先生问我们：
倘若苏俄第一五年计划失败了，你看它的国际地位能有如今日吗？
我们要请他想想翁文灏先生两年前说的话：
古人说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现在可以说，五年建设必须先有五年的测量，调查，研究。所以俄国五年建设计划比较可能，因为他们预备工夫究竟比我们开始得早了许久。他们的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成功必定更大，因为已有了第一个五年工作做了基础。
没有一个国家能靠盲目的建设得着国际的地位的。也没有一个政治领袖能靠害民的建设得着人心的拥戴的。
大家歇歇罢！必须肯无为，然后可以大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