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的软肋何在
1.贫富分化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公元8世纪诗人杜甫的诗句形象地刻画出一幕贫富两极世界中富人奢靡腐朽、穷人凄惨悲凉极具戏剧张力的迥异“生活”。
时间翻到21世纪，我们依然发现，这种景象并未在我们这个世界绝迹。顶级会所富豪权贵一掷千金的狂欢，与狂风暴雪之夜无家可归人的恓惶；宴会大厅红男绿女彬彬有礼的优雅，与和平背景之下啼饥号寒者的瑟缩，不时交替出现在电视新闻的屏幕上，刺痛我们的眼睛。即使在这个星球上的首富国家美国，也有人在富庶之年忍饥挨饿。据一份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中心报告称，2009年美国将近15%的家庭“食品安全”处于低或很低的水平。这意味着将近5000万美国人常年缺吃少喝。
2012年10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题为《美国贫富差距创大萧条以来新高》的文章透露：美国收入不平等已飙升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而经济衰退也没能扭转这个趋势。在经济复苏的第一个完整年度，收入最高的1%人群获取了收入增加总额中的9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曼纽尔·塞斯和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是两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根据他们搜集整理的统计数据，美国总收入中的大约1/6被1%的人口获取，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则获得50%的收入。
贫富悬殊是这个世界上不少国家的通病。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类似印度、中国、俄罗斯、巴西这样所谓的“金砖四国”，也都受到了贫富悬殊这种顽疾的袭扰。
目前，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2年8月27日《北京晚报》提供的一项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
贫富差距包含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最直观的表现是在薪酬收入差距上。目前，在中国城乡、地区、行业、养老金等方面都存在收入差别。
①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1：2.22，30年后的2008年被放大到1：3.33。目前，仍然是1：3.23。
②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距被急剧放大了，这与率先开放东南沿海、实行梯度推进战略有关。目前，地域收入差距近3倍。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中，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别为48493元、37923元、36558元和36000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分别为26800元、22313元、22020元和20677元。按照包含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在内的全社会单位平均来计算，四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排名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
2011年中部、西部职工平均工资增速相对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与最高的东部地区存在不小差距。
③行业差距。目前，全国行业差距已经达到1：4.7。如果按照个别高收入企业来看，差距更大。2012年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相比，收入差距超过8倍。
“我国行业工资差距显然远远超出了合理的比例范围”，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行业工资水平可以也必然存在差距，但应该维持在合理范围以内，而现状是，行业收入中不合理差距日益扩大。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例如，金融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比城镇平均工资高出很多，垄断行业工资的过快增长，更多地反映了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向工资的转移过程。因此，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大企业的优势不但明显而且依然在加强，而私营单位的生存环境却在恶化。
④养老金差距。就目前全国情况来看，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约为企业退休职工的2～3倍。据悉，2007年底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为1380元，而机关干部养老金平均则在4000元以上。前者约是后者的1/3。
⑤阶层差距。中国政府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称，中国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更是农民工的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的增幅超过普通员工的工资增幅。
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
京华财经根据年报数据发现，央企中高管平均薪酬最高的是中海油，高管平均年薪192.5万元；其次是中移动高管薪酬147.87万港元，中国联通高管薪酬116.08万元。而中国联通的高管平均薪酬是员工平均薪酬的15.44倍，在央企中居首位。
尽管这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和GDP增速迅猛，理论上提高普通民众收入、改善他们生活的能力大大增强了，然而现实是经济发展的果实，并没有公平分配，垄断行业先占先得，成为最大受益者。
几年间，普通民众的工资增速一直增长缓慢，CPI屡屡刷新，物价和房价双双齐飞。如此形势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压力中，不得不选择勒紧钱袋，捂紧荷包。
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腰包最先鼓起来的却是部分行业和部分群体，直接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和政策优势，取得了资源配置的优先权。
⑥隐形收入差距。除了薪酬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还包含薪酬收入以外的隐形收入差距，而隐形的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更是令普通百姓深恶痛绝。2012年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道另类风景线，就是网络反腐，多少官员栽在网民的各种围观、转发下。
先是“表叔”——陕西省安监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杨达才，在“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一笑露峥嵘”。在网友们的穷追猛打下，大家发现他在不同场合佩戴了数目众多、价格不菲的各类名表，导致有关部门依法介入，调查发现“表叔”在20多家银行均有存款，很快被“双规”。他也成为2012年最“悲催”的落马官员。
“表叔”杨达才之后，“房叔”蔡彬又横空出世。2012年10月8日17时，有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发帖称，广州市番禺区城管执法政委蔡彬个人及其妻儿名下共有房产21套，并贴出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相关资料影印件。根据该网友提供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房地产登记共21处，包括别墅、厂房、商铺、商品房住宅和车位等，累计达7200多平方米。
14天后，广州市纪委通报称，经初步查明，蔡彬在担任番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番禺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局长、政委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重大违纪行为。番禺区纪委已对蔡彬进行立案查处，并对其实施“双规”措施，接受组织调查。“房叔”蔡彬拥有的房产数量也基本得到证实。
2012年，被揭露的“房叔”、“房姐”层出不穷：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落网后查获其有数十套房产；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有房产36套，其中北京一地就有33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就有房产27套，价值1亿多元……
与此相对的却是，在城市化快速前行的中国，大都市里成千上万的人无自己的“立锥之地”，只得租房度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每月几乎没有积蓄，靠啃老来维持延续在都市里的生存。“蚁族”成为他们“光荣”的代名词。
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过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和10年前相比，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认为，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又是6年过去，在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联合推出的“2012年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收入分配”在20个候选项中位列第二，共有137347人参与此项调查。调查显示，参与分项调查的网友当中，81.1%认为当前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严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10月16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中国受访者“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中国正在变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可见，更加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令大多数人难以忍受。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打工青年”蔡洋成为“打砸青年”，就是贫富差距在特殊时期出现的一个不稳定的典型个例。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青年蔡洋抡起一把U形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体详细地勾勒出了这个21岁泥瓦工的个人影像：进城两年多，爱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梦想上大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为刚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而振奋。
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泊在城市中的打工者，显然是无房户。其形象在近年已经从辛勤工作的建设者、城市化进程积极的推动者，渐渐向着“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一类负面方向转变。他们挣着仅够自己在城市中维持生存所需的工资，承担着长期与家人分离的焦虑，备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梦想努力消化城乡各种巨大的鸿沟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因为短暂的情绪失控，极容易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鸿沟存在于各个方面，其中最基础的一层是物质的——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别，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人生活状况的距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也曾说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
同时，贫富悬殊的存在，不仅伤害、刺激扭曲着穷人，也增加了富人的不安全感。巴尔扎克有言：“富人总是少于穷人，所以，斗争一旦变成了人力物力的较量，胜利总是属于穷人的。”
在2012年《社会管理蓝皮书》的发布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颖慧表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她认为，收入差距和占有财富的不平衡，正在将我国定型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的缺失，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在中国，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认为，要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刻不容缓。
经济学家林毅夫也认为，虽然中国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500美元，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收入差距的情形是跟拉丁美洲国家差不多的。“收入差距的急剧恶化，加之腐败问题以及环境恶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林毅夫进一步认为，目前讨论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2.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枯竭化”
《三国演义》中曾引用明朝杨慎的《临江仙》，上阕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现在，有人改写了这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碱”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污染依旧在，不见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