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太平洋伙伴关系”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海军派出1000名海军官兵从2012年5月开始先后访问菲律宾、越南、日本、韩国等。虽然这项活动始于2006年，但在美军军事战略调整之后，这样的“伙伴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由于在中国崛起的全球大格局下，中国在南海稍有动作就会被解读为恃强凌弱，随着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当美国开始更深入、更直接地卷入亚太事务之后，中国周边国家也迅速调整自己的战略，予以积极迎合。美国与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一拍即合，迅速进入“蜜月期”。
2012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澳大利亚允许美国未来长期在澳驻军，澳总理认为最宝贵的财富是和美国之间的安全盟友关系。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着南海主权之争的国家，有恃无恐的步伐则迈得更大。越南公开宣称对中国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越南政府总理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扞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对南海的介入给了他们猖狂的底气。
“重返亚太”的太平洋战略，助长了美国在南海的威风，也使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在与中国交往时将政治与经济问题完全剥离，呈现出政治上对中强硬，经济上对中依赖，从而将“政经分离”的态势演绎到极致。
美国介入南海之后，在与中国交往的问题上，部分周边国家使出了“阳奉阴违”、“貌合神离”、“外热内冷”的两面手法。他们的做法是：对美国，以笑脸迎合其战略调整，双方形成战略互动；对中国，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诚恳，转眼反目。一方面借与美国进行接触，获取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仍依赖中国——在中美之间的钢丝上寻找平衡，有利时，谁对自己有利就倾向谁；无利可图时，便骑墙观风。
美国介入南海后，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中国周边国家还出现了“嘴硬手软”的现象，即在内部的报道中强化所谓其对南海无可争辩的主权，以超强硬的姿态示众，以示决心，真正在处理与中方的海上争端时，则明显缓和，讲分寸掌握到极致，尽量不触碰中国的要求底线，以免引火烧身，招致中国在军事与经济上的报复。
在军事战略调整之后，美国开始将触角伸向亚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抛开意识形态问题，向过去的“对手”伸出友谊之手，以挤压中国的战略延伸空间和影响。例如，2011年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破天荒地访问了缅甸。在缅甸国会于2012年4月初完成了补选之后，美国又迅速表态将派遣大使，取消部分制裁。美国不断向缅甸伸出所谓民主的“橄榄枝”、抛出亲和的“绣球”，其意图就在于呼唤缅甸摆脱中国色彩的影响。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高调介入，打出南海航行通道受到了影响的旗号，有意渲染中国军力提升在南海以及对东南亚国家的威胁，致使中国部分周边国家纷纷购买军备，扩充海上实力，导致南海的“火药桶”之外延越来越大。地区军备竞赛的实质性影响就是不仅加大了我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而且还对我海上安全构成了威胁。
“重返亚太”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重要战略之一。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的核心问题。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曾对记者说，对华政策如今已成为美国外交、经贸与安全等领域的“第一优先议题”，与中国及亚洲相关的政府各部门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
2012年11月17日，奥巴马开始访问缅甸、柬埔寨和泰国三国。一名美国总统在赢得选举后将第一次国际出访选在东南亚，在美国历史上几乎闻所未闻，尤其是宣布这一消息是在距离他连任成功不到48小时，凸显“奥巴马2.0时代”对亚太地区的重视。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几乎所有国际媒体都认为，奥巴马这次出访带有强烈象征意义，有与中国在亚洲竞争的地缘政治考量。东南亚将不得不习惯自己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重要地缘政治舞台。”
有俄国媒体认为：“现在，奥巴马总统对柬埔寨、缅甸、泰国的访问，是美国强化对中国军事包围这一趋势的范例。”
美国是想在南海争端中强化对中国军事的包围而火中取栗，还是向这些国家推销所谓的民主和美国价值观？
对于美国靠介入南海实施的太平洋战略的企图，我们理应保持警惕。但也应看到，美国的南海政策总体上仍然服务于其对华政策，以维护其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虽有牵制中国的意图，但也不希望相关“声索国”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这就为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增信释疑、建立良性互动提供了基础。目前，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亚太事务磋商机制以及两军海上军事安全磋商、防务磋商等都可作为两国就南海问题相互沟通的平台。对于美国而言，当务之急在于避免被相关国家“拖下水”进而“引火烧身”。如果南海地区出现和平与稳定现状遭到破坏，或者中美关系大局因南海问题而受到影响，那才是对美国自身利益的最大损害。
中国军事专家、海军少将杨毅说：“我们还是应该从大的战略格局来看问题。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军事实力的增加，美国对与中国的关系更加重视，希望同中国合作，借助中国的影响，同时也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综合来说是这么一个大框架，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是伙伴，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当成对手。准确地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国际大格局当中，中国的地位、影响力及作用显着上升，处理当今重大的地区问题、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难以进行的。”
中国如果坚定“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之间的问题”这一原则毫不动摇，在这一点上应当展示强硬的时候毫不含糊，将解决南海问题的对象限定在东南亚“声索国”，区别对待在南海问题上表态的所谓“关切国”，那么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利于自身的外部环境的出现。
我们看到，美国“重返亚太”的太平洋战略已经在做出迫于现实的微妙的调整。对外面临中东冲突升级；对内面临迟迟不退的经济危机，奥巴马不得不“四处救火”。
“很明显，你不可能真正地将重心转移到亚洲，你所能做的只是四处救火。你总要关注中东危机。”前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现为乔治敦大学亚洲专家的戴维·斯坦博格认为。
还有，奥巴马是否有足够财力执行“亚洲再平衡战略”。虽然奥巴马多次表示美国裁减国防预算“将不以亚洲再平衡部署的开支为代价”，但未来10年，美国国防预算将裁减5000亿美元，预算和可用资源的减少，对美国在亚太的军力部署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
强化美国与亚洲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安全联盟关系，拓展新伙伴关系，构建平衡中国的“网络”，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以中国作为“平衡目标”拉拢盟友和伙伴，虽然有互惠互利的成分在里面，但美国的盟友们也各有各的“小算盘”，如果协调不好，美国合纵连横的构想也将大打折扣。
再如中菲、中越之间的领土争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并未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大的冲击。但在2010年美国直接插手南海问题后，这一问题日益影响到东南亚的团结。除菲律宾2012年突然在黄岩岛发难外，越南的挑衅行为也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越南对中国所属岛屿进行了多达106次侵扰行为，而2012年已超过60次。
美国“重返亚太”太平洋战略引起的“火星四溅”的南海局面是不是它的初衷呢？恐怕不是。
一些东盟国家对此表示担忧。因为领土争端的尖锐化迫使他们不得不“选边站”，这不符合他们利益。
美国在亚太主要兜售“安全理念”，而中国则务实于经济，着重用软实力与周边国家商讨事务。中国周边国家将作何选择呢？或是两边都认同，不选边站？这确是美国太平洋战略制定者和实施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金灿荣2012年11月2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不可能放弃中东，“再过几年，历史会证明，美国‘重返亚太’，将成为跨太平洋最大的政策烂尾工程”。
另外，作为传统战略对手的俄罗斯对美国的“重返亚太”太平洋战略不可能无动于衷。美国重返亚太，直接从三方面威胁俄罗斯。首先，美国的重返提升了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争议上的底气，给俄罗斯的实际占领带来严峻挑战。其次，美国重返亚太是对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新一轮的战略压缩。最后，是美国重返亚太促成军事同盟的巩固，将可能对俄罗斯在远东乃至整个亚太的利益构成潜在威胁。面对美国因重返亚太带来的或明或暗的威胁，俄罗斯岂会坐视不管。
所以，美国防长帕内塔早前访华，已重新解释了再平衡政策，而且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表示美国的亚太战略不针对中国。无疑，再平衡这个词十分温和，既强调对亚太倾斜的实质，用词上也算不上挑衅，但实际上是美国在碰壁后的调整。
对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中国外交部新女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美方表示亚太战略“再平衡”将更注重经济合作。中方乐见美亚太战略调整朝更符合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地区国家普遍愿望的方向发展。中方愿与美方和地区国家一道，共同促进亚太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她说：“中方奉行开放、包容、共赢的亚太观，希望美建设性参与亚太事务。”
我们也愿意看到这一局面的出现，南海争端的减弱，美国太平洋战略新的调整，对中国、对美国、对亚太、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利好。
四、贸易摩擦与科技霸权
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
贸易摩擦有多种形式，主要有：设立关税壁垒，如高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许可证、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滥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如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等。贸易伙伴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发生贸易摩擦的贸易伙伴相互之间采取不公正、报复性的措施，愈演愈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双方遭受损失。
与中国有关的贸易摩擦有以下特点：
第一，摩擦数量居高不下且呈增长之势，强度也在增大。从数量上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简称世贸组织）统计，在WTO成员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约每7起就有1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
第二，贸易摩擦逐渐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和加拿大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国，仍是今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双方的贸易关系将会出现“发展中摩擦，摩擦中求发展”的局面。而我国对俄罗斯、印度、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年递增在25%以上，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关系将会呈现“大问题不多，小问题不断”的局面。
第三，贸易摩擦从单个产品逐渐扩散到产业，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外贸发展的早期和中期，贸易摩擦更多是集中于单个产品。随着出口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改善，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开始针对某些产品群或产业。而且，在今后的贸易摩擦中考验的已不单纯是平息贸易争端的能力，更主要的将是考验制定政策和创建制度的水平。
第四，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将呈现多形态性。贸易摩擦多发期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贸易摩擦增长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是我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副产品，也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一种负反应，与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一个贸易大国来说，贸易摩擦多是一个常态，关键是如何合理解决。
从发展趋势看，今后外国与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金融服务、高技术等领域，在出口量、世贸组织承诺、政策透明度等政策协调方面的摩擦还将加剧。
当前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势呈现两个新特点：正在上台阶；日趋激烈化。
“上台阶”是指正在上第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关税壁垒、行政保护措施。世贸组织使所有成员大大降低了关税，努力取消行政保护措施。因此，这种初级贸易摩擦形式和手段已经大大弱化。第二个台阶是世贸组织允许各成员采取的3种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方兴未艾。同时，一些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以及贸易转移、市场扰乱、市场经济地位等手段和概念也在频频发生与使用。目前，贸易保护措施又上到新的第三个台阶：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摩擦过去也有，但现在比过去更加广泛化、常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