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让高房价回归到合理价位？2012年，温家宝曾在全国“两会”后的记者会上回答得很明白：“房地产的发展，毫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以缺少，因为它更具有稳定性和促进公平。”
3.“倾斜”的教育制度
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教育，古人对教育的最终意义早有探索与研究。老子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矣。”北宋大儒张载的解释更加理想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见，在古人心中“天地君亲师”，教育是占据重要地位的。但是，现在中国教育却有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教育公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制度的瑕疵。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百三在题为《缩小贫富差别国家的责任：教育公平》的文章中写道：“……农村、城市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应该是一样的，这才是公平、公正的。但相当长的时间里，有北京上海户口的小孩考大学比外省市的录取分数低一百分，这就从起点上造成了贫富差别，是不对的。据传，前些年一位山东农民带着高考未被录取的儿子来京，将国家教委告到了法院，为何自己小孩考得不错未被录取呢？（他比北京考生中的最低分数高了100分。）据说几十家媒体同情之，跟踪之，想报道之，但最后法院未受理，状告不成。
这里虽然有北京市财政对北京大学等几十家高校的巨大财政补贴（跟上海一样），要求录取北京考生多一点的原因。但客观上造成了城乡小孩在学习、读书、掌握知识上的不公正，不平等。”
2012年8月，《小康》杂志发布“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在参与“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的受访者中，近六成的受访者选择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差距大”；接下来依次是“应试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费用高，家长经济负担重”、“教师素质”等问题。此外，四成的受访者觉得目前中国教育“不太公平”，近两成的受访者觉得目前中国教育“严重不公”——总共有六成受访者对中国整体教育给出“不公平”评价，另外还有17.0%的受访者感觉“不好说”。
谢百三教授认为：国家、政府要千方百计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公正分配，这是从源头上解决贫富差别之重要办法……搞好教育，是从源头上消除贫富差别过大的重要举措。
全国人大常委、着名教育家朱永新在一次论坛上，提到：“毫无疑问，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平问题。人民群众意见最大、最集中的问题也是以‘择校’为核心的公平问题。以义务教育为例，无论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类型之间，我们的教育发展都是不均衡的。在区域之间教育经费相差就非常大，东部和西部有的省的经费差距就非常大，这不仅仅是一倍两倍的差距，最高甚至到了十倍。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农村教育经费只占全国教育经费的35%左右，而农村人口远远超过了65%。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可能比城乡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去年杨东平对北京市择校做了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北京，校际之间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中国人历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整个中国教育最关键的难点，我认为是公平。80年代开始，我们走的教育发展的道路是在‘效率优先’的思想支配下的，无论是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建设、示范学校建设，还是大学的‘211’工程和‘985’计划，几乎所有的教育政策、资源配置都是往好学校里配，都是做锦上添花工程，而忽略了给最需要的地区配置资源，造成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当务之急是重新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重点向农村、边远地区、薄弱学校倾斜。应该通过教师的流动、组建教育集团等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全方位地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推动薄弱学校的改造。”
除了教育的公平问题，应试教育也广为人们所诟病。
考试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推动力。中国学生早在幼儿园期间就开始参加考试，之后频繁的考试贯穿多年的学校生活。学校生活之外，补习班、奥数班学习的考试又耗尽了中小学学生们的课余时间。高潮部分是高考，每年6月，中国有超过数百万名高三学生向高考冲刺。
正因为对考试如此重视，中国学生的自由时间都用来背诵、记忆或做训练题。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自由思考。为考试而学习，因虚荣而努力，最后直接导致中国的学生动手能力下降，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中国学生可以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中勇夺桂冠，可是诺贝尔科学奖还有待中国科学家实现“零”的突破；中国教育体制能够造就不少的考试健将，却能成就乔布斯一样具有巨大创新精神和创新实力的人。
当《2012中国SAT年度报告》在北京发布时，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一点。这项报告显示，参加美国高校入学考试的中国高中生中，只有不到7%的人成绩达到1800分“及格线”，而达到美国优质大学普遍要求的2000分以上成绩的更是只占2%。对于这份报告，有专家分析称，中国高考的阅读题主要指向逻辑性思维，一切判断都要依据文本；美国SAT1的阅读题分为六部分：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自我校准，这些都明显指向批判性思维，说明中国教育的批判性思维不足。
也有人辩解说《2012中国SAT年度报告》所采用的具体样本数量不详，SAT是学术能力考试对语言（英语）要求较高，但窥斑见豹，还是能看出中国教育中应试教育的烙印给中国学生带来的批判思维的欠缺。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认为，中国教育太偏重训导，这让中国学生有个很大的缺点：太专一，不管闲事。
在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钟道然着的《我不原谅》一书序言中，学者易中天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教育和中国学生的问题所在：“不会辩论，是因为不会思考。不会思考，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从来就不教这个。学校里教的，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怀疑是不可以的，批判是不允许的，分析和实证则是不训练的。至少，文科的课堂里没有，老师们也不会。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全靠中学时代平面几何打下的底子，还得当时就喜欢这门课才行。甚至就连理科的课堂，也往往只有科学手段（技术和技巧），没有科学方法，更没有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以为，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不能怀疑，不准批判，不会分析，也想不到要去实证，当然不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不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果是，文科生变成字纸篓，理科生变成机器人。谁都不会独立思考，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
文章中，易中天还言辞犀利、痛心疾首地控诉了应试教育对学生的扭曲和异化：“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根本。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作为应试教育的反面，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教育界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颠覆性革命。
除了去教育应试化，我们还应该去学术行政化、去大学衙门化；我们不仅要走出教育产业化的歧途，还要更坚定地走在教育公益化和教育普惠化的道路上。
说一千，道一万，教育首先要公平，教育的公平最关键的还是在教育起始阶段的公平进入。可是现在，我们的下一代还未起跑，就被起跑线上的公平之线所绊倒，我们的下一代还未起跑就已经“中枪”。
据2012年8月2日《法制晚报》报道：当天下午，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直属杂志《小康》发布“中国教育小康指数”，数据显示，六成受访者对中国教育给出了“不公平”评价。
入园难、入园贵，教师素质和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城乡教育差距，是中国公众最关注的三大教育问题。
在“中国公众最关注的十大教育问题”中，“入园难、入园贵”由2011年的第10位“蹿升”至2012年的第1位。
对于幼儿园收费的涨价幅度，公众感受如何？《小康》调查显示，32.2%的受访者“完全不能接受”，27.7%的受访者感到“很惊讶，不可思议”，19.9%的受访者“不太接受”。
从全世界范围看，学前教育的投入占总体教育经费的比例为3.8%，有的发达国家甚至高达8%～11%。我国的投入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一次，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看望钱学森的时候，病榻上的钱学森坦诚建言道：“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培养创新人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最佳方向！要培养创新人才，须从幼儿教育的公平开始！
三、经济体制有多少“内伤”
1.地方政府债
2012年，北方的秋天让河北某个旅游重镇显得明丽而温婉，一度喧嚣的建筑工地此刻却一片静谧，起重机群伸出的一条条长臂定格在半空，无声地诉说着这里的一切。
“这里三四月份就停了。”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到访的记者说，“国家收缩了货币，银行不给钱了，包工头拿不到钱，回家去了。”
最受影响的还是那些拆迁户，政府拆房时允诺他们5年后就有新房。可是，现在工程停了下来，拆迁户能不急吗？着急的不仅是拆迁户们，政府也感到压力巨大。
按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向银行借贷的，但开展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政府就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的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一模式在2009年政府采取4万亿元刺激措施时，被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群起效仿，同时也埋下了债务隐患。
在炫目的4万亿投资狂潮中，区县融资平台遍地开花，无序负债、过度负债，发糊涂债的问题大面积存在。有的地方甚至用高速公路绿化带的土地拿来抵押，忽悠银行，居然成功贷到款。
三年过去，现在问题来了。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基础建设目前仍然在延续，但是收入却开始缩水：一个是财政收入增幅降低；一个是土地出让金收入横遭腰斩。这就在地方政府方面形成了一个两头难的事实：一方面是债务仍然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收入却在不断地萎缩。地方政府开始为地方债而焦头烂额，也在为当初的狂热付出冲动的代价。
2012年7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明确重申“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更使地方债问题雪上加霜。
2011年，国家审计署公布，截至2010年末，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万亿元，占62.62%。从借款来源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为8.47万亿元，占比79.01%。10.72万亿元，这相当于前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
审计署报告也显示，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融资平台各自的债务总额都超过了所在地方政府年收入的100%。央行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负债就有可能占了银行体系贷款的30%，约2.2万亿美元。
目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一下子达到1万多个、融资规模超过10.7万亿。这10.7万亿，大多是建立在资产泡沫之上，这是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
地方债究竟有没有危险？内地官员学者多数否认危险存在，称中国不会发生地方债务危机，因为地方债务占GDP的比重还没有超过60%这一警戒线，在可控范围内。事实上，问题还不少。云南一家负债近千亿元的公路城投公司，就直截了当向银行发违约通知函，表明无力还款，最后省政府介入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江苏交通系统一家平台公司也以类似方式就150亿元以上的贷款与相关银团进行债务展期的谈判。大的地方平台，一违约动辄上百亿，到期还不了款，最后都由政府出面协调只还利息不还本。
在一些地方看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办法主要靠继续举债，政府继续卖地，形成恶性循环。但2012年以来，相关政策松动的可能性不大，多个政府性债务余额较高的地方通过与银行谈判，实行了有条件的债务展期。而有些地方在融资平台贷款基本无望、展期无望、还债迫切的情况下，基层财政风险已经忽隐忽现，个别地方甚至要借机关干部的房产去抵押融资，有的甚至缓发工资只发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