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地里走了一两天，我感到这里真是举目荒凉。地上一片草野，天空总是灰暗灰暗的，四周看不到一只鸟飞过，也听不到任何的虫子或其他小动物的叫声，山丘上也不长一棵树木。一路上到处都是污水，没有草根的地方，脚踩上去直没膝盖，马经过处埋没了四蹄，有时还会陷进沼泽里。在水草地里走，我们的脚从出发以来就没有干过。这里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雨，一会儿又是雪，有时还下起了冰雹，白天有时也会出太阳。总之越往里面走，越让人感到路途的艰难。
自进入草地以来，我们就天天都遇着雨。有时雨还不小，有雨具的人身上好一点，可是有雨具的人不多，没有雨具的全身都湿透了。我有个斗笠，是从苏区出来的时候带来的，长征一路走过来，雨下得小就戴上它，雨大了再披上我那块不大的油布。
雨天在草地里行军，路滑得让人走不了几步就摔倒。我在进草地前找了一根棍子，一是防止摔跤，再有就是用来探路。虽然前面的部队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路，但也要搞清楚周围草地的情况。这棍子还有一个用处，晚上宿营的时候，如果没有棚子，又找不到其他的树枝，我就把这根棍子插在草地里，上面再横着绑一个小木棍，然后再把油布蒙在上面，把油布下面斜着拉紧，再找点东西压着。人在里面躺是躺不下，但坐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下大了，下面也都是水，坐也就不行了，只好戴着斗笠，披着油布，拄着棍子站在夜里的风雨中。困了就把头放在拄着棍子的手上打个盹儿，但是很快又会被夜里的风雨冻醒。没有办法，站在寒冷的雨夜里只能盼着太阳早一点出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着，也有的同志被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夺去了生命。
在第三天的行军路上，我看见路旁有个路牌，上面写着“分水岭”，这牌子看样子是先头部队留下给我们指路用的。发给我三天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光吃野菜人没有力气走路，后来的几天一点儿粮食都没有了，这时有人开始煮皮带吃。我是把皮带和野菜一起煮着吃，煮的时候，里面的盐巴比平时多放一点，这样在行军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力气，能跟得上，不会掉队。
如果连柴火都找不到，为了充饥只有拿草地里拔出的野菜往嘴里填。
长征路上粮食一直就很紧张，为了充饥，我和张耀祠经常在一起鼓捣点东西吃。他爱搞东西吃，而且搞出来的东西也好吃。我的那点腊肉，肉吃完了，他把肉皮和其他的菜，或是能吃的蘑菇放到一起煮，煮的味道很好，有的时候也会把其他的同志吸引过来，他们一人搞走一点，最后留给我们两个人的就没有剩下多少了。
进草地后大家都困难，他没有找过我。可是过了几天他来找我，问我还有没有粮食了。我告诉他还有十几二十粒，他说拿出来吃了吧。我把剩下的粮食全放进开水里煮，最后又把野菜放进去，这时柴火也快烧完了，他从口袋里拿出十几个辣椒，有红的也有青的，看上去像是草地里长出来的。
我问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吃？”
他说：“没有问题，我试过了。”
随后他把辣椒扔进火灰里，不一会儿又从火灰里把辣椒刨出来，用嘴吹了吹辣椒上的灰后，给了我三四个。
我拿着黑乎乎的辣椒问他：“这辣椒都烧煳了还能吃吗？”
他说：“你沾点盐巴水吃。”
我按他说的方法吃完了一个辣椒后，感觉到这辣椒外面是烧煳了，但里面并不煳，吃起来还有炒熟的辣椒味道，很好吃。给我的几个辣椒吃完后，我又把蘸辣椒的盐巴水倒进煮好的野菜汤里，这下里面有了一点辣味也显得好吃多了。
我们两个人吃完饭后，我对张耀祠说：“这个辣椒好吃是好吃，就是少了点。”他听出我是想把剩下的那些辣椒都吃了，就笑了笑说：“剩下的这几个我还要拿给主席吃，他那里也没东西吃了。”
吃完了野辣椒，张耀祠见我们都没有中毒，就把烧好的辣椒给毛主席送了过去。后来我听张耀祠讲，主席进城后一直都喜欢吃他这样烧的辣椒。
……
我们在草地里又走了两天。在第六天的下午，看到前面远处冒起了烟，草地渐渐地消失了，有了土路和小山，也看到了石头，但还是没有看见房子。又走了很远后，看见了远处的矮房子。
到了班佑，看到了一片“牛房”。长征以来，这一路上我们住过砖墙、石墙、泥墙的房子，也住过苗族区域的茅屋，还住过云南石板盖的房屋，现在住的是用牛屎筑墙的房屋。这一片有四五十间，有一两间好像是被烧过，据说是先头部队走后失了火。我们经历了六天的艰苦生活，这个时候住进了房子里，才真正感到了房子的作用和好处。
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从毛儿盖出发到班佑，在这块草地里走了六天，每天大约走七八十里路。在这六天里，前方看不到头，后面有敌人追，四周又要面临草地里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就是靠着坚定的意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终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师，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讲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长征经过十一省和民族地区，这些少数民族有藏族、苗族、彝族、回族、瑶族、侗族等，这些民族的人民，有的受到教宗的统治，有的生活在深山之中，他们生活得都很苦。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武装，而且武器也不少，由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路过藏族和彝族地区时，我们刚开始还吃过亏，但在我党的统战思想指导下，我们还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35年7月，在长征路上，我在张福芝同志介绍下，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福芝找我谈话的时候是一天的傍晚，天有点黑。
他刚开始讲的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楚，只听见“愿意不愿意”。我问他：“愿意什么？”他说：“你不要紧张，我是要介绍你加入共产党。”这时我才知道他找我的目的。
在整个的长征途中，我始终没有动摇过跟着红军往前走的信念，就这样坚定地跟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5000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
11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向直罗镇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和1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直罗镇战役后，1935年12月，刘辉山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直属警备连连长。
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子长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直接作战的力量”和努力“扩大红军”的方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做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到外线打击军阀阎锡山，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新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
山西五十余县，取得关上、蓬门、兑九、峪谷地等大捷，共毙伤俘敌军1.7万多人。此次东征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发展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红军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我们党以后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7年1月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进驻延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云阳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遂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
红一军团在陕西云阳镇安吴堡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时，刘辉山被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指引下，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后，刘辉山更加坚定了政治方向。
1938年1月，刘辉山由抗日军政大学调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学习。主要学习情报收集、社会治安、反间谍和保卫工作。
项英要我给他当副官
1937年2月，古远兴从总政治部通信排调到锄奸部，年底，又被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古远兴讲述了这一段的经历：
1937年2月我从总政治部通信排调到锄奸部，任特务班的班长，当时的锄奸部部长是杨奇清同志，三科科长是程广之同志。特务班的任务就是为首长培训警卫员，培训出来的人员都在首长身边工作。刘伟同志当时任特派员，肖前同志任直属队总支书记。
1937年底，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有一天张耀祠找我，要我同他一起去西安。
我问他：“去那里干吗？”
他讲：“那里好，一起走吧。”
就这样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西安古城内北新街一个叫七贤庄的地方，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伍云甫同志，党组织的书记是林伯渠同志。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我们党在为了实现民族生存与独立，联合全民族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担负起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重任的大环境下建立的。西安事变前后，因客观条件限制，办事处还只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机构。直到1937年9月我党将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决定通电全国后，办事处的门口才挂起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从此办事处以公开的形式开展统一战线各项工作。
办事处在未公开时期，只有两三位同志，任务只是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秘书长是当时的最高首长，李克农当过第一任秘书长。下面的人员也比较简单，只有副官、收发和勤杂工等。当时处内的警卫任务是由绥靖公署借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人员担任。办事处公开后就成立了我们自己的警卫班，我就是那个时候来到西安办事处，在警卫班当班长。后来由于任务的需要，警卫班发展到警卫排，我又当了警卫排排长，对外是警卫副官。
我们来到西安办事处的时候，正值国共合作刚刚建立不久，也是抗日高潮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手段有所收敛，我们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办事处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大门，它肩负着由白区到边区的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各类物资进出的甄别、运送，以及我们红军干部进出边区的接待等任务。办事处还是我们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前沿阵地。我们利用这个阵地，向外界宣传我党的政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揭露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我们还是党和西北人民联系的枢纽，我们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在我党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同志们在街头公开讲演宣传我党抗日的政策，演出各种抗日的宣传节目等等，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宣传动员，组织更多群众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
来办事处的人员很多也很复杂，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人了解一些外界各方面的情况。也有坏人混在这些人里面，他们故意提一些污蔑我党的事情，可在我们充分有力的事实面前他们哑口无言。但是到我们这里的人员大多数还是好的，是同情我们和向往革命的。
由于我们积极的工作，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党在白区的影响力，为此国民党当局想方设法限制我们的活动，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要把我们办事处困死在西安。
敌人妄图通过对办事处的封锁和破坏断绝外界与办事处的来往。为达目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办事处四周设下包围网，凡发现由办事处出来的人，只要不是办事处的人就逮捕。有一个叫黄笏承的老先生，七十多岁，信仰佛教，精通古画，他来我们办事处办完事情，刚出门不久就被特务抓走了。特务们抓人，是给人带上一个黑布套子，把头一下子给套在里面，人什么也看不见就被抓走了。有些商人到我们办事处来取钱，也给抓走了。有的泥瓦匠、工匠给我们修理房屋，出去后也给抓走。被抓走后他们被强迫写了悔过书，并保证以后不再给我们修东西，特务才把他们放出来。我们办事处的人员出了办事处，就有特务跟踪；我们的人员去商家买东西，这家商家就会遭到警告或罚款；我们的人员去医院看病，这家医院也会被列为黑名单；如果办事处的人去了普通人家里，这家的人就会遭到逮捕。
1938年敌人只是限制我们的活动，1939年他们就公开迫害我们。西安事变后我们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国内的有志之士和国外的华侨向我们捐款捐物，而延安又处在物资缺乏的时期，办事处就想尽办法将物资运往延安。可是国民党顽固派故意刁难，他们在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设立几十处检查站，专门检查我们过往的车辆，还不时扣押我们的人员和物资，特别对粮食、食盐、药品、钢铁、汽油、煤油等物资限制得更加严格。
敌人对我们办事处也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他们虽然不敢明着抓我们办事处的人，但暗地里却派特务监视我们办事处，还利用各种借口搜查我们办事处，检查我们的证件，查找和破坏我们的电台，企图中断我们与延安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