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跟上林彪去东北
1945年10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警备团吴烈团长、肖前政委奉命率第五、第六两个连和部分干部先行去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做准备，后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这支部队被调往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其余的部队组成一个团留守延安，由刘辉山任团长，张廷桢任政委，古远兴任参谋长，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
转战陕北前夕，曾经发生了一个插曲，林彪想调刘辉山等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对此，刘辉山回忆道：
吴烈团长和肖前政委带领警备团部分部队到前方，我当团长没有多久，东野林彪司令员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临走前他找到我，他对我讲，东北的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多了没有干部带，想要我带几个人过去组织一个师。我和林彪以前就认识，我在红一军团的时候给林彪、聂荣臻当过警卫连连长，他知道我能打，也敢打，不怕伤亡。四野的人我也熟悉，大多是一军团的人，所以他想调我带些人过去。那个时候人员调动不像现在那么复杂，只要前方需要，头一天人还在延安，第二天就上前线了，这样的事情很多。
林彪同我谈完后，我找到张廷桢和古远兴，将林彪的话告诉他们，还问他们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古远兴首先表了态：“你决定，你说去我们同你一起走。”张廷桢说：“咱们过去可以，我没有意见，但下面的干部就不要带了，不要影响这里的工作。”我看他们两个人同意去东北后，就将商量的结果告诉了林彪。林彪对我讲：“好嘛，你们到东北后，组织一个师，你任师长、张任政委、古任参谋长。”他要我们准备准备就走，还要把家属和孩子一起带走，他又从他的警卫连里抽调人员，给我们每家配了三个警卫员，还有两匹马和一匹骡子。
那时搬个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只要准备一个马褡子和两个筐，将被褥装进马褡子里，再将马褡子褡在骡子背上，一边再搭一个筐，小孩子坐在里面，这个家就算搬走了。
走的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社会部，向李克农部长辞行。我把林彪想调我们到东北的事情向李部长作了汇报，他听后就急了，问：“定了吗？”我说：“定了，他们将警卫人员和骡马都已经配齐了，随时可以出发。”李部长听后，生气地说：“前方需要你们，这里更需要你们嘛！你们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谁负责？你们不能走。”我一看情况不对，就不讲话了。李部长平时对我们警备团很好，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尽力帮助解决，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也不拘束，什么话都敢讲。古远兴看到僵在那里，就对李部长说：“吴烈同志和肖前同志走后，我们接替了他们，我们走了也会有人接替的。现在延安是大后方，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如到前方去打打仗。”这下可把李克农惹火了，他瞪着老古大声说：“你怎么就知道延安没有事情，你了解现在的形势吗？你们都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卫任务交给谁？”我看古远兴还想再和李克农争下去，忙把他拉住，说：“我们不走啦，继续留下来。”在回来的路上，古远兴还是想去东北，就说：“咱们走咱们的，不要管他。”我对他讲：“你不要乱来，我们还是听李部长的安排吧。”随后我们把警卫员和骡马退还给林彪，东北也没有去成，还是留在警备团。
谁知道没有多久延安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也证实了李克农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三个人又跟着主席在陕北转战一年多。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在长征路上，在一军团，大小战斗我也经历了，但这次面临那么多敌人追赶，我们这点儿人既不能和敌人拼光了，还要保证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不发生问题。在这期间，主席的一些决定和常人不一样，他为了不过黄河有时和敌人相向而行，真是把人惊出一身冷汗。我们几经艰险，才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也保证了中央和主席对全国战场的指挥。
蒋介石的进攻与毛泽东的策略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战犯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投降书。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自1931年“九一八”开始，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口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美国空军、海军的帮助下，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华北地区，迅速占领大片国土。同时，蒋介石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中国共产党决不能看着抗战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掠夺，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大反攻。1945年8月，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压力，同时调兵遣将为发动内战而争取时间，不得不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毛主席以弥天大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8月28日抵达重庆，与蒋介石就国内和平问题谈判。毛主席在谈判中表明了争取和平的诚意，在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争多次、作出重大让步后，于10月10日，签订两党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地位；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制止内战的和平诚意，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时扩大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民主党派中的影响，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推动了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内战已经准备就绪，撕毁了《双十协定》，公然于6月26日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宣化店战役打响，全面内战爆发。
也就是在这一天，原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不顾个人安危，在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人的配合下，冒着生命危险，驾驶530号B-52型轰炸机起义，飞抵延安。他们的起义，极大地鼓舞了延安军民和正在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各解放区军民；同时也反映出蒋管区的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反对内战的心情，蒋介石发动内战是不得人心的。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极其困难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包括正规军、地方武装、特种部队、海军、空军及后方军事机关等约有430万人。他们占领着有三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及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他们还接收了100万投降的侵华日军的全部武器装备，特别是蒋介石还得到了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大量援助。而我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人，数量上、装备上远不如国民党军队；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一点的人口。由于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反动势力还没有肃清，后方根据地还不太稳固。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气势汹汹，狂妄叫嚣在三个月内（后又改为半年、一年）“围剿”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
天空中出现乌云，暴风雨的来临震动了人们，引起一些人的迷茫。党中央和毛主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后，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毛主席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怎样才能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呢？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指出：
第一，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区别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减少敌对分子，巩固解放区。在城市，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节省人力、物力，制止贪污腐败现象，必须努力发展生产，既要保证军需供给，又要减轻人民负担。
毛主席在为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经过了四个月（1946年7月至10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虽然放弃了105座城市，但却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29万余人，并且用缴获的装备武装了自己；又把俘虏的士兵加以教育改造，补充了自己。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而国民党军队愈战愈弱。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一些城市后，不得不分兵把守，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开始减弱。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敌71万多人，放弃87座城市，但同时收复和解放87座城市。蒋介石占领105座城市后兵力分散，且又要守备后方供应线，战线延长，兵力枯竭，其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失败。蒋介石迫于我军强大攻势，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山东和陕甘宁边区作为进攻的重点。
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在1937年9月成立的，林伯渠任主席。边区政府包括陕西的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佳县）、吴堡、子长、安塞、靖边、定边、保安（志丹县）、甘泉、富县、淳化、栒邑；甘肃的宁县、正宁、庆阳、合水、镇原、环县以及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县）等23个县以及神木、府谷地区，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50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在延安。
蒋介石令胡宗南部为南线、马鸿逵部为西线、邓宝珊部为北线，以23万兵力从三个方向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亲自指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共15个旅14万余匪军，分两路直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驻地——延安，妄图在三个月内占领延安。
警备团严阵以待
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听到敌人要进攻延安的消息，个个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斗准备中。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林伯渠主席的领导下，组织民兵游击队，以保护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在敌后骚扰打击敌军；各村组织老百姓坚壁清野，把粮食和一些带不走的、用不到的桌椅、水缸搬到山沟里隐匿或埋藏起来，准备转移。
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彭德怀、习仲勋部三个旅，依据坚固的阵地和有利地形，依靠边区人民大力支持，做好了抗击敌人的充分准备。
此时，毛主席根据全国战局的形势指出：虽然蒋介石调兵遣将，来势汹汹，妄图夺取延安，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战必是历史的转折点，解放全中国即在眼前。毛主席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不强求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方。党中央和毛主席不失时机地做出了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命令迅速下达到后，中央警备团开会研究了战前动员、战备集训和坚壁清野等工作部署，开始准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战略转移。
为了便于指挥解放军在各地的战略反击和为撤离延安做准备，1947年2月，毛主席由枣园搬到了位于清凉山脚下的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住在王家坪左边的山坡上，警备团团部就在首长住地的山坡上面。
根据党中央关于撤离延安的精神，警备团召集各连干部在王家坪司令部开会。刘辉山传达了中央关于准备撤离延安的精神，大家在明确中央指示和统一认识后，研究了贯彻中央精神的部署和实施冬季训练的计划，并请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给全团指战员做动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