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论有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大前提，并且经过严格的演绎推理得出，所以它深为人们接受。
毛泽东的事理论证经得起现实和历史的检验，他的结论具有不容辩驳的伟大力量。如果我们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比作一部历史巨着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书写这部巨着时，无疑是以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革命实践，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历史性结论。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四、因果论证，分析透彻
客观世界中，相关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联系。没有一个现象，不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所以，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我们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因果论证，就是通过揭示事物发展的原因，来推断结果，或根据事物的结果，来分析原因。由于这种论证方法是建立在揭示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因此，也会形成征服人心的逻辑力量。
毛泽东精于对事物原因与结果的分析和判断。他运用因果论证法阐明观点的例子很多。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在论述“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个观点时，就运用了因果论证的方法。毛泽东写道：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希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毛泽东用工人大罢工的事实，证明工业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实实在在地发挥了领导作用；用两个原因证明了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阶级特性。这样就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清楚透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与反动军阀相比，不仅力量薄弱，而且四周面临白色恐怖的包围，可谓险象环生。因此，在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悲观情绪。有些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怀疑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前景坚信不移。然而他深知，不彻底消除革命队伍中的悲观失望情绪，不从根本上回答悲观失望者的疑问，不找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要取得革命胜利如同痴人说梦。为此，他潜心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斗争形式，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篇章。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里，毛泽东采用因果论证方法，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系统的论证。毛泽东的态度积极、肯定，观点非常鲜明：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分析了五个原因，亦即五个方面的论据。
首先他找出了红色政权能够成立的最主要的客观根据。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这种国情必然伴随着白色政权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军阀之间连年混战，而不是结成稳定的联盟，势必削弱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共产党领导的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由于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因而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和日益发展，也是确定无疑的。
其次，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阶级基础。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受到了民主革命的深刻影响，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曾经广泛建立过工会和农会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红军正是由经历过政治斗争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有了工农阶级和红军，红色政权就有了根基。
第三，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中国革命形势，随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向前发展，这会更加有利于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最终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有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有了枪杆子，才能够扞卫红色政权。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正确的政策，也是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对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的分析论证，涉及许多角度和不同层面，具有系统、客观、全面、深刻的特点，说服力很强。正是建立在因果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的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结论，也就更加牢不可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判断和论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抗日战争初期，正当中国笼罩在“亡国论”“速胜论”的叫声中，投降妥协的空气四处弥漫之时，毛泽东写下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着作，对于战争的结局，作出了科学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挽救民族危机，并指导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走向胜利，毛泽东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原因。他围绕着中日双方国情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性质、国际援助的多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证，坚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打持久战的思想。在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摆下了天罗地网，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论断的无比英明正确。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善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他的因果论证方法，清晰地反映了他认识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思维轨迹。他不仅能够独具慧眼地预见到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最终结果，而且还能够异常敏锐地找出导致事物发展结果的各种原因，并给予科学的说明。他就像一位神奇的预言家和超凡的大导演，常常是先于他人预见革命的胜利成果，又往往能准确地把握住取得革命胜利的各方面原因和有利条件，因势利导，指导革命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他殚精竭虑数十载，不仅挥笔着就了闪烁着思想智慧的一篇篇文章，而且亲自执导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幕幕人间正剧。难道不是这样吗？
五、比喻论证，形象可感
毛泽东善于打比方是出了名的。他经常在文章中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阐明深刻的道理，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
比喻论证就是用一组形象可感的事例作比喻，论证一种比较深刻抽象的道理的论证方式。它与比喻修辞方法有明显的区别。比喻论证强调比喻者是一组包含一定道理的事物，并且与被比喻者之间有一定的推理关系；比喻修辞方法主要是用一个具体事物作比方，目的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在比喻论证中，虽然比喻者与被比喻者是两类事物，但是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一般性的原理，存在推理关系。这种论证方法能够帮助作者更加深刻形象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对比喻论证方法不仅运用自如，而且颇具匠心。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困难相当严重，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民力。为此，中共中央积极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意见，于1941年12月作出“精兵简政”的重大决策。起初，一些党内外人士和根据地人民对这一政策难以理解，舍不得缩减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庞大机构。然而，要维持过于庞大的机构，就存在“鱼大水小”的矛盾。难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只有统一了思想认识，人们才能自觉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为此，毛泽东于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
在论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意义后，毛泽东运用比喻论证方法，论证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他把一个重要的政策宣讲得既形象又生动：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曰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毛泽东的比喻论证方法运用得多么恰当精到啊！
单纯从理论上论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于毛泽东来说，算不上什么难题。但是，要想让广大根据地人民真正理解，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执行这个政策，决不能干巴巴地讲道理，而必须借助通俗易懂的论证方法。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天气变化了，就要增减衣服。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谁人不知？《西游记》中孙悟空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和“黔驴技穷”的寓言，谁人不晓？毛泽东就是以这些形象可感、尽人皆知的事情作比喻，再加上深入浅出的语言，以其中蕴涵的道理为根据，论证在抗战相持阶段，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以小胜大的可能性。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法宝。在《论联合政府》这篇重要着作中，毛泽东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作了非常生动有趣的比喻论证。其中他这样写道：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着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善于因事说理，寓理于事。他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打扫房间和每天洗脸这样的寻常之事，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比喻论证既通俗，又深刻，贴切生动，妙趣天成。毛泽东经过自然质朴的比喻论证，阐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这种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论证艺术，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深入领悟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党的建设的特殊重要意义。
六、对比论证，泾渭分明
对比论证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摆出同一对象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进行对比分析，更加深刻地阐明对立事物的本质特征，最终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擅长运用对比论证方式，确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经过对比，孰优孰劣，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结论已经不言自明。
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所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在代表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文章所体现的逻辑力量强烈地感染着与会代表。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旧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