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侵华战争已成强弩之末，败局已定。蒋介石以为消灭共产党、推行独裁统治的机会来了。他急忙跳下峨眉山，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反人民的内战。
蒋介石搞内战，还要找个理由。1945年8月11日，他发出一个背叛民族的命令，要求八路军及其所属部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准接受日伪军投降，不准收缴敌人枪械，禁止打日本打伪军。他的命令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坚决拒绝。为此，8月15日下午，蒋介石的发言人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他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实际上就是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
针对蒋介石的战争宣言，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的评论，批驳蒋介石诋毁人民军队的反动言论。毛泽东首先指出：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政命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微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腿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毛泽东的反驳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他采用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十分有力。
在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毛泽东列举了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寻找的种种借口，以及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大量污蔑之词。然后抓住其污称人民军队为“人民公敌”一词，打出重拳，予以迎头痛击。
他先采用集中提示的方法，说出“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利用读者关心民族命运的普遍心理，引起所有读者的高度关注。下面紧接着列举人所共知的有关此人的种种劣行，最后才点明此人即是蒋介石。这种先集中后分述再集中的表达手法，使文章的气脉一收一纵再一收，造成一波三折之势，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不仅反驳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理由，揭露了蒋介石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把人民重新推入战争火海的罪恶阴谋，也更加鲜明地刻画了蒋介石这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公敌”的一贯丑恶嘴脸，及其政治流氓的可耻品质。
同样是这个话题，同样是这样的内容，如果上来就说：“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的蒋介石。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九年的大革命……”，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文中“这一次稍微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两句话，十分巧妙地传达了作者对蒋介石们的一种揶揄、轻蔑的情绪，难免带动读者发出一丝会意的微笑，这使文章读起来增添了不少生动有趣的味道。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时，写下了《“友谊”，还是侵略？》一文。这也是毛泽东反驳论据的一篇经典之作，很值得我们学习和鉴赏。
有的放矢，是写作驳论文章的基本要求。为了彻底驳斥艾奇逊把侵略行为说成“友谊”的谎言，毛泽东首先引述了艾奇逊的原话，为即将展开的批驳竖立了一块“靶子”。他写道：艾奇逊这样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不大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显而易见，艾奇逊此言是在竭力粉饰美国的侵略政策。其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一直在加深对中国的友谊。
为了使这个论调能够自圆其说，艾奇逊狠下了一番功夫，居然恬不知耻地列举了三项“善意措施”为论据。这纯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毛泽东义愤填膺，引述了艾奇逊的言论后，将笔锋一转写道：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毛泽东的语言喷射着愤怒，重若千钧，掷地有声。
为揭穿艾奇逊的谎言，毛泽东首先清算鸦片战争后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美国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就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定了1844年的《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1844年签定《望厦条约》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105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紧接着，毛泽东将艾奇逊列举的“加深美国对中国的友谊”的论据，逐条拿出来示众，并进行一针见血的批驳：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是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宣布无罪释放，也算是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对艾奇逊荒谬论据的驳斥，突出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完全用铁案如山的事实说话。
毛泽东对艾奇逊的批驳，重在澄清是非，还事实的本来面貌：美国的确是用了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但是庚子赔款本身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疯狂侵略中国的结果。他们强迫中国人接受美国人传教，在中国设立学校，真实的目的是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侵略；
美国尽管废除了“治外法权”，但是对于强奸中国大学生证据确凿的美国军人不仅不予惩处，反而百般庇护，直至无罪释放。
美国的确有过“对华援助”的历史，而且高于他们自己所说的援助数额。但是这些美元恰恰没有用在加强建设，改善中国人民生活方面，而是在帮助和支持蒋介石丧心病狂地屠杀中国人民。
毛泽东以不可辩驳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揭穿了艾奇逊所谓三项“善意措施”的虚伪性和荒谬性。这哪里是什么“友谊”，完全是野蛮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这种批驳就是“釜底抽薪”，使艾奇逊所谓的“友谊”论点不能成立。论据一倒，便暴露出艾奇逊的所谓“友谊”完全成了“侵略”的代名词。
第二，巧妙地运用修辞方法。
毛泽东写文章善于营造气势。这在议论文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批驳对方时显得更加必要。在上述反驳中，他巧妙地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方法，将“也算是一项‘友谊’的表示”，连续使用三次。这恰似三发重磅炸弹，轰然作响，震撼人心，每一发都直接命中艾奇逊论据的要害。这种修辞方式极大地加重了语言力量，使得毛泽东对艾奇逊论据的反驳更加激荡人心，有声有色。
三、反驳论证，揭穿漏洞
反驳论证，就是批驳对方在论证过程中的错误。常见的错误就是论点与论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论据不能证明论点。毛泽东很注意发现论敌在论证方式上的错误。一有漏洞，就抓住不放，给予无情的批驳。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是在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基础上，确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主题思想的。“亡国论”的基本论点是“敌强我弱，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对于这种论调，如不给予坚决回击，而是听任其流行泛滥，不仅于增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信心不利，还会助长对日寇的妥协投降倾向，直至导致亡国灭种的历史悲剧发生。
毛泽东是怎样批驳“亡国论”的呢？他首先抓住“亡国论”的论证错误。
在持“亡国论”观点的一些人看来，由于敌强我弱，中国近代以来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屡遭失败，因此，抗战的结局必然还是中国失败。这显然是犯了不顾历史的发展，用固定不变的眼光看问题的错误。因为，以往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与抗战的胜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亡国论”者的论证方式存在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抓住“亡国论”者论证方式上的严重错误，向“亡国论”者发起反击。他明确指出：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
毛泽东的态度无比坚定。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者的论调，激励中国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毛泽东具体展开了自己的思路：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