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一点，在范仲淹任地方官员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只是未被采用。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州县两级官员不称职者居大多数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使得官员不能尽心办事。他建议朝廷均衡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予以惩办或撤职。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壮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制定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回乡。这样，便能减少繁重的徭役了。
范仲淹的这十项政见呈上之后，宋仁宗求治心切，全部予以接纳，下令将它们整理成法令。
新政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实施不久，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凭借恩荫为官的人数受到重重限制。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没有政绩的官员被免职或降职。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尽量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便劝他，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不以为意地回答，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百姓哭好些。
阻力过大新政失败
新政的改革内容已经严重触及了大多数高层官员的利益，守旧派势力开始反击了。他们再次抨击范仲淹一派是朋党，还秘密调查起他们。欧阳修也被明升暗降，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改革途中隐患重重，新政岌岌可危了。
反对派以夏竦为首。夏竦自因范仲淹等人劝谏被取消任命枢密使后，就与范仲淹一派势不两立，恨透了他们。于是他发动一批反对派，时常指杜衍、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为党人，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进呈宋仁宗，内容有：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于是宋仁宗就问范仲淹，自古以来，小人大多相结为朋党，难道也有所谓君子之党吗？
范仲淹回答他，当初在边关时，就曾注意到兵士当中，凡好战者自会成为一党，怯战者也成一党，这似乎是物以类聚的自然现象。在朝廷，有邪党、正党之分，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其间的取舍，完全要看皇上的明察。如果说，相结为朋党，但却是朋而为善，则这种朋党对国家又有何害？
夏竦得知欧阳修上呈的《朋党论》后，因为等于被指为“小人之伪朋”，不禁恨上加恨。
写《庆历圣德诗》的石介，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富弼，建议他“行伊、周之事”。而这封信的内容不知什么原因，被夏竦得知了。
所谓“伊、周”是指商周的贤臣伊尹与周公。“行伊、周之事”也就是辅弼天子的意思。可是与“伊、周”只差一个字的“伊尹”“伊霍”，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伊尹曾放太甲于桐，霍光则废昌邑王，改立汉宣帝。“伊霍之事”变成是人臣废立天子的意思。
夏竦得知石介所写书牍的内容后，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命女奴偷偷摹仿石介的笔迹，把“伊周”改成“伊霍”，并且还伪造了一份诏草，说是石介帮富弼撰写的废立诏草，然后火速上闻于宋仁宗。宋仁宗看了并不相信。范仲淹与富弼为了避嫌，不敢自安于朝廷，于是都提出巡按边地的请求。
此时宋、夏和议还没签订，这个时候，传说契丹准备征西夏，局势极不稳定，所以范仲淹的坚请调职终获首肯，他得以离职转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两人的相继离去，更引来反对派打落水狗式的攻击，朋党之论越发嚣张。随着谗言越来越多，宋仁宗也开始动摇了，对改革的热情已经没有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边境危机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