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的时候，还未完全走出后宫干政的局面。她们进行卖官鬻爵的勾当，不管是贩夫走卒、屠户奴婢，只要出钱30万，她们就以“墨敕”斜封，交付中书省授官，因此这种用钱买来的官，被称作“斜封官”。范仲淹担心终会造成这种现象，再三劝谏宋仁宗。
谏言“名正言顺”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上疏劝谏，宋仁宗开始关注起范仲淹。
1033年3月，实际掌权达11年之久的章献太后崩逝。留下遗诏：“尊太妃为皇太后，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
宋仁宗问参知政事薛奎，太后在崩逝前，因病重不能言语，焦急地拉了几次身上的衣服，好像还有什么话要交代，不知是什么意思。
薛奎是个善于知人、敢言敢为的人，范仲淹也曾受他的提携。他说，太后生前所穿的哀冕是皇帝才能穿的衣服，太后想要告诉陛下穿着这件衣服，她无法见先帝。宋仁宗听他这么一说，忙下令给太后换衣服入殓。
章献太后去世后，关于宋仁宗的身世，才渐渐有人敢公开谈论。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宋仁宗，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乃李宸妃所生，又号恸数日，追尊李宸妃为皇太后，并下诏改葬。有心怀恶意者对宋仁宗说，李宸妃死于非命，丧不成礼。宋仁宗也感到很怀疑，于是命令李宸妃的弟弟，趁改葬的时候开棺看个究竟，结果发现李宸妃的遗体容貌如生，服饰严整，根本没有被亏待的样子。
其实，李宸妃之所以按礼制发丧，是宰相吕夷简的功劳。后来，也是他与范仲淹发生极大冲突，终而掀起宋朝第一波的朋党之论。
宋太宗、真宗时代有位宰相叫吕蒙正，宋真宗曾经问过他，在他的孩子中谁最有能力，吕蒙正就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吕夷简。1029年，由于宰相王曾一再违逆章献太后的意旨而被罢斥，吕夷简升为宰相并掌有大权。
1032年，宋仁宗的亲生母李宸妃薨，章献太后命宫中人不给她治丧。吕夷简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忙觐见太后，他故意问太后，听说有‘宫嫔’死去，不知是不是真的？章献太后不高兴地说，你堂堂一个宰相，难道要来干涉后宫的事情吗？说完就很生气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章献太后又把吕夷简招来，询问他为什么那么问，吕夷简回答，如果太后不以刘氏为念，臣就不敢说什么意见；但如果太后顾念刘氏的前途，则臣建议，丧礼宜从厚，绝不可怠慢。
章献太后这时才悟出他讲得有道理，于是马上说：“死去的是李宸妃，你说该怎么办？”
吕夷简就提出他的意见，请太后准在皇仪殿治丧，用一品礼把李宸妃的灵柩放置在洪福寺，并以厚服入殓，用水银实棺。这些意见太后都采纳了，可是那些善于逢迎太后的承办官员却对太后说“岁月未利”，希望太后下令，出丧时不从城门出，要凿城墙而出。
吕夷简听到之后，立即求见太后。太后知道他的来意，故意不接见，只派宠信的内侍问他有什么事。吕夷简说：“凿城墙非礼，宜自西华门出丧。”章献太后没有理会他的说法。吕夷简坚持不走，一而再地劝谏太后。太后还是不许。吕夷简急了，就正色对内侍说：“再怎么说，李宸妃总是生下当今皇上的亲生母。现在去世了，竟然丧不成礼，看来终有一天，会有人因此而获罪，到那个时候，莫要说我吕夷简今天没说过这些话。”太后这才答应照他的意见，更改丧礼进行方式。
这年，宋仁宗亲政以后，开始大换朝廷官员，许多太后掌权时代所任用的大臣被外放，而另一批原被太后罢斥于外的，及不阿附太后势力的人，则逐渐被召回。
章献太后崩后的事吕夷简、参知政事晏殊，及枢密副使夏竦、范雍等人在内，都予以降职外调。而范仲淹则被任命为右司谏。有了专门谏言的职位，范仲淹对上书言事更加无所畏惧了。
太后的遗诏中指出，让皇帝和新立的太后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范仲淹听说后，忙上疏奏曰：“太后，母号也，自古以来从没听说，因曾保护养育皇上，就可代替为太后的。现在一位太后才崩逝，又马上立一位太后，天下人岂不是要怀疑陛下，不能有一天没有母后之助？”
这个时候，宋仁宗已经决定把太后遗诏中“裁处军国大事”的字眼予以删除。但被章献太后指定为继任太后的杨太妃，仍获得“太后”的称号，只是不予正式册封。一方面免蹈覆辙，另一方面表示尊重章献太后的遗诏，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太后临朝决事叫做称制。章献太后称制，刚开始的时候，还说得上是号令严明，周围的亲信也少有狐假虎威的情形发生。甚至每当赐御食给族人时，必定命人把宫中用的食器换掉，免得御用的东西流入外戚家而引来物议，相当小心谨慎。可是后期作风就变了，她开始进用本家人，又让宠信的内侍查访宫外之事，产生了一些权倾一时的太监。
在她称制期间，难免有人受过她的压迫或贬抑。她过世后，宋仁宗很快得知她并不是自己的生母，而且在刚亲政时的政治作为方面，有意抛弃太后时代的旧事物。对朝中官员，尤其是重位之臣则进行换班式的大调动。于是，有善于逢迎的人，就在他面前极力数落太后种种的不是，大做翻案文章。
范仲淹却很冷静地向皇帝进言道：“太后受托于先帝，保佑圣躬达十余年，政治上并没有出现过什么过失，实在应该掩其小过，以全其大德。” 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看来，一般人所应声附和指责的，不外是些因个人恩怨而起的利害冲突，与危及大众的政治过失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太后既然在施政上没什么大错，就应看在她曾护佑皇帝的份上，全其大德，实在没有必要在一些小错误上，对已经崩逝的太后进行打击。这样，也有损皇帝的名誉。
宋仁宗看过他的谏言后，顿时大悟。于是下诏，说太后“恩勤至矣”，并指责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命天下人不准再谈太后时代的政令是非。
1033年7月，江、淮、京东一带发生蝗旱灾。范仲淹立刻奏请宋仁宗派使巡行，以安抚受灾的百姓。可是奏疏呈上后，皇帝毫无反应。范仲淹避去众人，找到皇上对他说：“宫中如果有半天没饭吃，该怎么办？现在天下严重缺粮，怎可不赶快设按救济？”宋仁宗这才明白过来，因此命范仲淹前往江、淮灾区赈灾。他所到之处，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严禁淫祀，并奏请减免各项税捐。
赈灾回来时，范仲淹还把灾民用来充饥的草根树皮和蝗虫，送到皇帝和妃嫔面前，让他们了解，遇到天灾时，老百姓苦到什么地步，以戒奢侈之心。
同时，由于目睹蝗旱灾的惨状，使他更切实体认到，虽然现在看上去是太平盛世，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范仲淹平时已经注意到要居安思危，但这次巡行，更加深他对这些危机的警觉。在赈灾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里，以财政问题最为明显和严峻。在回来的途中，他奋笔疾书拟好奏疏，上言匡正时弊的方法。
这份奏疏包括这几个主要方面：
一、严格控制和缩减各有关粮饷发放及衣服制作供应单位的开支。在太祖时代，政府收入比现在少得多，但可以养六军，在天下出现灾荒时可以顺利地度过。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很多，但一遇灾荒，连粮食和棉布之类的抗灾物资都严重缺乏。由此可见，这些机构的开支是多么庞大，甚至到了奢靡的程度。
二、太祖时代，为了恢复燕云十六州，把国库的结余都存入特设的“封椿库”，准备在有军事行动时不因额外征税而扰民。可是自从澶渊之盟以来，国家太平近三十年了，但由于对臣下的额外恩赏过多，已到滥赏的地步，把国库花费殆尽。要知道“聚于艰难，散于容易，国无远备，非社稷之福”，要求一切恩赏应依法办理。
三、国家的兵力大多集中在京师，为了养兵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应该精简兵员防止冗兵。宋朝的征兵制以募兵为主，兵士终身在兵营，全靠国家给予补给。现在国家正处于太平时期，根本不需要作战，应该在平时农忙时让他们回去，有需要时再把他们征集回来。年老的士兵，有田地儿女的，应让他们回家养老。
四、江、淮诸路除了要运粮至京师以外，政府还到两浙收购米谷。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年年丰收，谷价却仍高居不下，官方伤财，民间乏食，而粮运京师更养些冗兵、冗吏，以及一些充塞京师的游惰之士。他主张削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这样一来，京师的用度节省，江淮的赋税运粮就可以减少，也可免去高价收购粮食，平稳粮价。
五、精简不需要的官员、官吏。宋朝为了不出现官员权力过高而反叛的现象，设置了大量的机构和职位，招收大批官员，让他们在工作中互相牵制，就形成了冗官、冗吏的现象。例如馆阁的一再增加；礼部有太常寺主管礼乐，又别置礼仪院、太常礼院；有刑部大理寺主管刑法，又设有审刑院等，应当予以裁汰合并。
六、国家每年耗费在向西北买马、养马上面的金钱不计其数，但为了战争需要西北戎马又不可不收。范仲淹建议可以收买之后转卖予民间饲养，这样可以省去大笔饲养费用。一旦有需要，可向民间再购买回来。
七、朝廷要节俭用度，不要奢侈，这样可以减少许多押运大宗物资的人员，减少国库开支。
八、建修寺观的巨大花费最无实质意义，希望皇帝以土木之劳为戒，将那些花费转作其他用途。
宋仁宗看到这份奏疏后，觉得言之有理，欣然按照范仲淹的建议发布命令。之后，范仲淹又奏请士兵服役七年后应当全部准予归农，这一奏请也获得采纳了。
劝阻废后终遭贬官
在宋仁宗15岁时，章献太后为他选了几个大臣的后代进宫为妃，其中就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和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宋仁宗献太后的命令，不得已只好立郭氏为后。但是却十分疏远郭氏，不愿意理会她。
郭皇后刁蛮任性，本性善妒，又有章献太后撑腰，她整日在后宫作威作福，不允许后宫的其他女子接近宋仁宗，弄得宋仁宗连后宫都不想去了。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宋仁宗亲政后力图要摆脱太后的控制，于是更讨厌郭皇后了。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皇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宋仁宗面前诋毁她。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皇后，郭皇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宋仁宗跑过来制止，偏巧这一巴掌落在宋仁宗的身上。宋仁宗怒气冲天，他本来就厌恶郭皇后，现在立刻就产生了废后的念头。
废后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宋仁宗便去寻求宰相吕夷简的支持，这恰好是吕夷简最想看到的事情。为什么吕夷简如此仇恨郭皇后呢？
原来，章献太后崩后，宋仁宗亲政，他就开始把朝廷的大臣进行大换班，换掉受太后重用的官员。吕夷简早已料想到必会有大调动，但他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会被降职或者外调。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在朝中无人能及，对以往的功劳也很自信。他还用非常恳切的语气，上谏了八件事，要皇帝“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奸佞、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即要匡正朝纲，制止官员的不良行为，禁止贪赃枉法，远离奸佞之臣，不要沉迷于美色，疏远弄臣，不要奢靡耗费国力，节约国库开支。让他更自信的是，宋仁宗曾与他商量过人事替换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把太后重用的张耆、夏竦等人全部予以罢斥。
皇帝回后宫时，把这件事向郭皇后提起。郭皇后听了，就很不客气地说：“难道就只有吕夷简一人不附和太后吗？我看他才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
宋仁宗听她这么一说，也觉得有道理。在太后垂帘期间，吕夷简非但从未被罢斥，而且取代王曾为首相。他若不是办事讨得太后的欢心，怎么能升官呢？于是决定将吕夷简一并罢斥。
当宣布降职外调的名单时，吕夷简神色自若，毫不紧张，没想到事，判澶州”。吕夷简听后震惊不已，他万没想到会有自己。但以他的政治敏感，他马上想到，必定有人在宋仁宗耳边说了什么。于是退朝后，他立刻拜托平日与自己私交甚笃的太监副都知阎文应代为探察。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阎文应终于查出来，并向吕夷简报告。吕夷简这才明白，原来是郭皇后在捣鬼。因此，他在心里恨透了郭皇后。
半年后，就是范仲淹以八事上疏后三个月，朝廷又发布一项人事命令。即贬首相张士逊到河南府（洛阳）任职，复用吕夷简为宰相。自从发生蝗旱灾以来，首相张士逊一直无所建树，因此宋仁宗就想起来被罢斥在外的吕夷简。正好张士逊又因犯事被弹劾，于是宋仁宗就乘机把吕夷简调了回来。吕夷简本人也没有对这次的外调有过大的压力，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是会被起用。由于张士逊的无能，使得这一天提早到来了。
在宋仁宗向吕夷简露出废后之意前，他已从阎文应那里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心中自是兴奋不已。但是废后毕竟是国家大事，要有说服天下的理由，而且最好是能够造成“众人皆曰废”的声势，那么宋仁宗才能更加认可他的能力。
这时恰好一个人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人就是范讽。之前弹劾张士逊，劝宋仁宗复用吕夷简的正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