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两位负责人并不是医科出身，当村民有病时，他们仅能凭自己粗浅的医疗常识替他们治疗。例如，用麻油治下痢；用奎宁退热；外伤或肿痛则使用硫黄软膏……有很多农民接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方法，对从来没有用过药的他们来说，即使是只有这些药，他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
此外，要让农民了解卫生的重要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长期以来，过惯贫穷生活的农民对于脏乱早已习以为常，以致整个村庄既脏且乱，无形中成为病菌的温床。为了改善这种情形，甘地对两位负责教导的慈善家说：“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使农民知道爱好整洁的好处，以及脏乱带来的害处，这样，他们就会自动自发地保持整洁了。”
商量好之后，大家便开始进行。随甘地迁居来此的嘉斯杜白也主动加入了卫生队，共同为整理环境而努力。从早到晚，大家不断地清理村里的水井，挑土填平低洼的地方，清除垃圾等。
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沟，以和蔼的态度劝导村民自行打扫。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甘地的汽车能通行各处。但是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甚至有人还不屑地讥讽说：“我才懒得去做这种没有价值的工作哩！”
这些话固然令人难过，可是，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这个地区的农民实在太穷了，连生活都成问题，哪有多余的力气顾及卫生呢？
例如，设有学校的比提哈瓦村，该村的妇女都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嘉斯杜白实在看不过去，便去问她们：“衣服太脏的话，容易感染细菌而生病，你们为什么不把衣服洗干净呢？”
其中一个妇人听了这句话，便一言不发地把嘉斯杜白和甘地拖到她家里，指着空荡荡的房间说：“你瞧，这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只有身上这一条纱丽，洗了的话，我穿什么呢？”
她的话没有错，假如甘地也是这么穷的话，大概也会和他们一样，无法顾及卫生问题了。但是，经过调查，甘地发现，不仅是契巴朗的农民这样生活，全印度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破烂不堪的布遮身。
正当学校教育、卫生工作渐有绩效，甘地对契巴朗农民的实地生活情形也调查得很顺利的时候，孟加拉国州政府却来了一封信，大意是：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这里吗？
甘地明白州政府这样做的用意。他们怕他把调查结果发表出来，想趁他的调查工作尚未完成之前，把他赶走，以免为他们带来麻烦。他当然不肯屈服，就写了一封回信：“除非州政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或者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农民的案情，否则，我绝不离开这里。”
这封信果然引起了州政府的注意，他们马上派副总督爱德华·盖德亲自调查农民的生活情形，结果发现契巴朗农民的生活的确连牛马都不如，于是，他们就立刻发布命令，废止以实物缴纳租金的制度。
这种压榨农民100余年的制度一经废除，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可以抬起头来了。到此为止，甘地应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可是，在“撒地亚·哥拉哈农场”的安娜丝雅宾夫人告诉他说，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准备发动罢工，要他立刻回去调解。
纺织工人罢工
从契巴朗到阿赫梅达巴的路程虽然很远，可是，甘地仍旧搭乘三等车前往。这时，劳工与厂方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僵。劳工们的工资奇低，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因此，劳工要求厂方提高工资，厂方却拒绝了这项要求。甘地和厂方商量，并且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纷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的原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甘地只好与劳工方的领导阶层会商，讨论准备罢工的事。
这次罢工，可以说是印度有史以来，首次有组织的大罢工，而且时间长达三个礼拜。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天天都举行盛大的集会。甘地总是提醒他们坚持到底，而他们也总是高声向甘地保证说：他们宁死也不食言。但是，进行到第三个礼拜时，由于大家没有收入，生活渐感困难，脾气就开始急躁起来。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少 了，而那些参加的人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甘地想，万一大家沉不住气，采用暴力手段的话，就会迫使政府发动警察镇压，那他们两个礼拜以来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一天早上，聚集在外面的人不知为了什么，竟暴乱起来。这时，甘地突然灵光一闪，想起母亲以前的“绝食”。
“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直到事情获得解决，否则我绝不吃任何食物。”甘地向大会宣称。
工人们知道他正在绝食，便劝阻说：“先生，请你不要再绝食了。都怪我们太软弱、太暴躁，现在我们可以对你发誓，我们一定会坚守和平的原则，争取罢工的胜利。”
曾经一度动摇信念的工人竟然又回复了镇静，厂方觉得事态严重，再持续下去，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因此不得不同意谈判工资问题。这项谈判是在安娜丝雅宾夫人的家里召开的，就在甘地绝食的第三天，双方的条件便谈妥了。
罢工活动以劳工们的胜利告终。纺织工厂的烟囱又冒出浓浓的黑烟，继续生产了。
自己纺纱织布
甘地回到印度以后，一面忙着从事前面所提到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思考让农民自己织布的事。印度虽然是世界最大的棉花产地，令人奇怪的是，印度本国却没有织布工业，这是什么缘故呢？印度商人把棉花廉价卖给英国商人，英国商人把棉花运回本国加工制线，织成布匹，然后，运到印度来以很高的价钱出售。印度人所穿的衣服，都是昂贵的英国制品。和甘地在契巴朗所看到的情形一样，有许多人穷得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交易如果长久继续下去，印度将永远无法脱离贫穷。
因此，甘地对大家说：“我们不应该再向英国购买高价的布匹了，我们应该靠自己的力量织布。”
当然，能够建立纺织厂和制线厂是最好不过了，可要完成这样大的工程，谈何容易？再说，就算他们真能办到，英国人能坐视不管吗？甘地决定劝说农民织布，这样英国人就不便干涉了。
虽然方针已经决定，可是实施起来却不容易。他们买了两三部织布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懂得操作方法。因此，他们便在邻村请来一个女人教导他们。这个女人性情内向，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过话，所以教授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再加上大家对机械一向外行，自然收不到任何效果。
后来，甘地的侄儿马干达·甘地经过认真钻研，终于领悟了织布的方法。他来指导工人操作，没多久，农场的人都会织布了。
就在貌似已经看到希望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另一个难题：农民想要织布，却无法买到便宜的棉线，因为棉线和布匹一样，都是英国人制造的，价格昂贵。
甘地便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廉价供应棉线的工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印度人经营的制线工厂，甘地和他们商量好，由他们供应棉线。可是单靠这一家工厂，根本无法供应日渐发达的全国织布业的需要。甘地又想到让农民一面用纺织机织布，一面用纺车纺线。
甘地花了很长时间收购纺车，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因为自从英国制的棉布打进印度市场以后，再也没有人用旧式纺车纺线了。他到偏僻的乡下访问时，发现古老的纺车大多被弃置在仓库的角落里。
1917年，甘地受某教育会议议长的委托，前往布罗吉办事。在那里凑巧遇到以前认识的玛吉姆达夫人，因为玛吉姆达夫人生性外向，交游广阔，甘地相信这个问题难不倒她，于是便委托她寻找纺车。
果然不出所料，玛吉姆达夫人花了很短的时间便在哥吉拉特的毕加堡村找到了纺车。她买下一部旧纺车送来给甘地看，并对他说：“甘地先生，这个村子的农家大都有纺车，虽然现在已经弃置不用了，但是大家表示，只要有纺线的棉花，他们愿意继续纺线，提供我们织布的原料。”
甘地当时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便想立刻派人把棉花送到毕加堡去。可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无法买到加工过的制线棉花。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甘地只好去找一个经营棉花工厂的朋友帮忙，朋友知道他的来意后，便很慷慨地说：“好！我把工厂里所有的棉花都给你。”
这个朋友提供的棉花质量优良，甘地把棉花交给玛吉姆达夫人，请她转寄到毕加堡。不久，毕加堡的农民就把制好的棉线和棉布寄来。
看到印度人自己种植的棉花，再由印度人自己纺成线、织成布，甘地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他并未因此而满足，虽然目前的棉布的确是印度人自己制成的，但是由棉花园采下来的厚棉必须经过工厂加工，才能成为纺纱用的原料棉。为了使印度农人完全独立，早日脱离贫穷，就必须从开始种棉直到织成布的整个过程，都靠印度人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甘地又要求玛吉姆达夫人帮忙寻找能够把原棉制成原料棉的人。她不辞辛苦，四处探访，终于找到一个老太太来帮忙。他们每天付给老太太35卢比的工资，工资虽然有点贵，但只要能够使农人懂得如何制造原料棉，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
就这样，印度人自己就可以完成从播种、采收、制成原料棉到纺纱、织布的所有流程了。
毕加堡制造出来的布被称为“毕加堡绒布”，质地优良，韧性也极好。很快地，“撒地亚·哥拉哈农场”也能制造这种布料，他们便向全国的贫民推广这种织布方法。
甘地的侄儿马干达·甘地对机械很感兴趣，他改良的纺车和织布机不仅更容易操作，制造出来的成品也更为优良。这种改良后的纺车和织布机在各地的机械厂均有制售，价格也很便宜。
甘地在自己的房间内也放了一部改良后的纺车。每当他感到大脑疲劳，或想要活动活动筋骨时，就坐在纺车前纺线。纺车发出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悦耳，可以安抚急躁的情绪。甘地心想，一旦纺车的声音响遍全国农村时，所有印度人心里将会呈现一片祥和吧！
全国性的大罢工
回到印度之后，甘地一直为各种问题四处奔波，因为积劳成疾，他在1918年春天得了严重的赤痢，情况非常危险，甚至连他的妻子也认为他无药可救了。
嘉斯杜白、农场的同志、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从未见过面的农民都忧伤地说：“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印度，为了我们全民族的希望，甘地先生一定得挺过来。”
这些鼓励使甘地非常感动，他的心里也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求生信念。对！为了民众、为了印度，他还不能死，他必须继续领导大家进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
说也奇怪，自从他产生这个求生意念之后，本来被认为回生无望的他竟逐渐康复了。第二年春天，他已经能够起来走动了。
在他的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17年12月，由罗拉特等5名委员所组织的访问团到印度实地调查时，曾对他们作出口头承诺，承诺等一战结束后，印度的自治权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可是到了1919年初夏，英方不肯实践这项诺言，不仅如此，与调查报告书同时公布的新法案几乎完全推翻了原先的承诺。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信行为，罗拉特委员会所发表的报告书完全歪曲事实。新订立的法案规定假如印度人参加反政府活动，警察可以不需要拘捕证而将他们加以逮捕，而且不必经过法院的审判，就可定罪入狱。
这一法案完全是为了控制印度的国民运动。为了抵制这个不合理的法案，甘地立刻与居住在阿赫梅达巴的朋友商量对策。联想到在南非所遭遇的种种，一些农场的同志便建议他说：“甘地先生，我们何不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呢？我想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甘地仔细考虑了很久，从各方面来看，要在印度推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实在有很多困难，印度的情形毕竟与南非不同，应该另外谋求解决的办法才是上策。
正当他为这件事煞费苦心的时候，活跃在印度南部地区的拉加哥巴拉基里给他写了一封信，想与他商讨有关“罗拉特法案”的事。这时，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但是为了争取时间，他还是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他们每天都花费很长的时间商讨问题，但也没商讨出个什么结果来。
不久，罗拉特法案就在议会中通过了，而且预计在短期内就会向全印度颁布施行。
那天晚上甘地心急如焚、辗转难眠，就在天将亮时，他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好办法来。他立刻起身去找拉加哥巴拉基里，对他说：“我想到对策了，我们发动全国人民一起罢工，让一切工作都停顿24小时，也就是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大家同为印度的前途虔诚地祷告。”
拉加哥巴拉基里非常赞成甘地的意见，并马上通知了印度各地的领导人。各地的领导人也都一致赞成。于是，他们就起草了一份通俗易懂的宣言，全国性罢工的日子定在4月6日。
由于时间仓促，宣传不够，甘地推测大概只有孟买、马德拉斯、毕哈尔、辛多等地区的人能参加这项活动。可是，当4月6日来临时， 活动的情形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所有的人都热烈响应这项活动。看到这种情形，甘地深深了解到，印度人民是多么痛恨英国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他们又是多么信赖他们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