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生道路的迷茫
对于广大在蒙古灭金、灭宋战争中沦入社会底层的北方士子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山河易主所造成的故国沦亡之悲，而是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崩毁所导致的人格扭曲与自我的迷失。
在儒家看来，人生价值的实现可以分为四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价值的实现不是纯粹个人自己的事情，而是与他人、家庭、国家社会相联系的。个人的人生价值，要在对社会理想境界的建构与追求中才能够得到充分实现。换句话说，离开了家国天下，是谈不上人生价值的。
元时期，社会发生了激烈变动，由于异族统治造成社会上阶级歧视严重，权势肆虐剥削；加上蒙古人文化水平低，统治者不重视文治。为了政权不被汉人把持的需要，元代仕宦用人强调实务之才，曾长期废除了科举考试，即使后来恢复了科举考试，也要分两榜考试，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以保证政权不被汉人所篡夺。在这种情况下，元朝读书人不能再走唐宋和明清读书人那种读书作官的传统人生道路了，士人被贬抑到社会的最底层。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倡之下丐之上者乎？”另一个南宋遗民郑所南在《心史》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这些记载虽然有一定的夸大与失实之处，但还是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在当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为了在精神和物质上寻找出路，文人们多致力于当时流行戏曲的创作，与歌儿舞女混在一起，许多文人在倡优伎馆里过着“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臧懋循《元曲选序》）。《礼记·乐记》中的《乐象篇》认为：“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在社会地位低下的困境中，读书作官的道路不再通畅的情况下，元朝的读书人在心理上必然会产生挫折感，读书人加入戏剧创作、甚至表演的行列，除了经济上的收入外，藉由杂剧的创作来抒发情感，状写社会面貌，又可作为娱乐的实用艺术，在元代特有的社会环境下，戏曲无疑是一种特有的文化内涵及人的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当时最适合发泄苦闷时代中浪漫与忧郁文人灵魂之真的手段了。
然而，这种“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的生活虽然较前代的读书人要自由得多、潇洒得多，但这种生活又与传统的人生道路相差太远。科举制度的形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在政治、社会结构、士习民风、文化传承与文化融合中，科举的影响无所不在。科举考试不但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而且带动了整个社会崇尚人文、教育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风气。尽管科举制度存在很多弊端，但人类社会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没有比考试制度更好的人才选拔制度。然而，延续了几百年的制度在元代突然中断，文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原有的精神依傍，无疑，这在读书人的心中造成的创伤是灾难性的，面对“消磨了圣人之教”的时代，他们不甘蹉跎、不甘堕落，于是把心中无限的激情与痛苦都用在了杂剧的创作之上了。“泪洒就长江千尺浪，气冲开云汉九重霄。胸次包罗天地，肺腑卷摄江河。”（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这几句唱词可以说是他们心态的真实写照。罗锦堂《元杂剧本事考》说：“元剧作家，即借此等人之生平，以自为写照，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是也。”在元杂剧作家心中郁积难消的“块垒”，更多情况下是志不获展的苦闷情怀。
然而，在强大的统治者面前，他们又深感无奈。所以“几时的经纶天地，整皇朝。”就成了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与对元朝统治者的深深控诉，也是对自身心中无限块垒不平之气的宣泄。
与许多中国传统的文人一样，元代的文人们在用世思想与传统的人生价值不可能实现的无奈中，便转向另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写出了否定功名富贵，赞美自由和艺术化生活，肯定审美化的独立人格的著作，从而获得一种精神家园的寄托。他们或退隐到竹篱茅舍作风月主人，以此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或放弃了传统文人的清高傲气而遁入市民中，与伶妓为伍，与庶民为伴，在创作中体现自己的理想，探索出实现自身价值的新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国力最强盛的元代王朝又不能不使元朝人对自己国家的强盛充满自豪感。魏源《元史新编》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中评价当代文人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于是，在这种“雄浑之气”的浸染中，在独具的草原文化的影响下，在浓郁的社会性的艺术氛围、玩乐风气中，就出现了一批带有明显浪子色彩的杂剧作家。关汉卿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他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扳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期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曲）”
这里不仅是对社会的反叛，也是对传统文人道路的反叛，更体现了一种斗士的时代精神和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浪子，而是一种带有浪子气质的斗士。
元杂剧里的三国戏、水浒戏等历史剧与传奇剧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这种浪子——斗士精神，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被搬演成帮助人民惩恶扬善的现实的隐喻，是百姓的真心呼唤与我们民族心灵史上一种永久的追忆。
“水浒戏”中的黑旋风李逵在元杂剧里是颇有浪子气息的，只看保留下来的剧目就一目了然：《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敷演刘耍和》。这些都以杰出的艺术形象和充沛的气概体现了从浪子向斗士的升华，张扬了民间的诉求和向往。他从来没有明晰的政治目标，只是从铲除社会不平的善良愿望出发，实施个人的反抗行为，其实只是杂剧作家把人们支离破碎的幻想完整地塑造出来，把百姓心中那片断的幻想变成文字形象上的完整的人格真实，并通过艺术的夸张把他们那种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光明磊落，天马行空的理想形象有血有肉地奉献在普通百姓面前，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人民的生存勇气和反抗精神。
（三）主体心态的写照
叔本华曾指出：“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就人生的本质而言，苦难并不是一种暂时的遭遇，只要人的意识不灭，苦难就必然存在，它是贯彻于人的整个生存过程之中的一种永恒性的存在。因此，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是可以意识到但无法摆脱的存在的痛苦。元杂剧作家们正是看到了这个永恒的存在，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放弃对苦难的描述。尽管在元杂剧中下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往往因英雄的出现或英雄的存在而暂时得以消解，但他们不厌其烦地对生存苦难的描述，却不仅仅是一种揭露和抗议，也不仅仅是一种希冀和祈求，更是他们对苦难意识的一种曲折的表达。
郑骞说：“元朝在异族之下，种族待遇的不幸、帝王的昏虐、特权阶级的骄横、权臣猾吏的贪纵不法，这一切组成了一个世纪的黑暗政治、畸形社会。当时的文士们乱世偷生，蹙蹙靡骋，对于这样的政治社会，具有一种由厌恶、恐怖与悲天悯人之感交织而成的苦闷。当这样一种无法解脱的苦闷成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主导情绪时，他们笔下的士人遭遇就不能不染上时代的色彩。”元杂剧作家的苦难意识，来自于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异族统治下的元代文人，带着肉体和心灵中的伤痛被孤独地放逐于充满威胁的社会之中，既失却了身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同时又在新的社会中无法找到心理依托，因而沉淀着难以明言的苦闷与孤独感。
这种对生活与环境的重大感受，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加而越发强烈。沉重的心灵创伤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既焦灼于莫名的恐慌心境和无助的自卑情结，又痛苦于在现实世界感受中积淀了过多的否定性情绪。故而，元杂剧中有时带着浓重的对整个社会与人生的幻灭感。“世事云千变，浮生梦一场。”（《西蜀梦》）就是这种幻灭感的最好注脚。放眼望去，他们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除了混乱与黑暗，实在没有其它的出路。这一切，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心态。谯进华说：“阅读元杂剧，接触其中的士人形象，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面前流露出的郁闷不平的沉痛呼号。”这种“郁闷不平的沉痛呼号”的创作是来自他们对苦难反复的品味与咀嚼，反映了元杂剧作家们对苦难意识的深沉思索。“相逐着古道狂风走，赶定长江雪浪流。痛哭悲凉，少添僝矁，拜辞了龙颜，苦度春秋”（《西蜀梦》）是他们心中真实的感受。理想主义文学传统中关于道的内容在他们的笔下彻底消解了，他们所展示的，是芸芸众生在经历了重大社会变革后真实的人生形态。
元杂剧作家相对于其它朝代的作家来说，偏于以直觉来写作，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被元朝统治者的铁蹄所踏破，作家们在创作上受到几千年来社会责任、文以载道等各方面的限制的心理责任感也慢慢地在心中消失。所以，他们一方面执著于真实的世俗生活，同时又深感生命无常的苍凉。在他们看来，平凡的人生才是实际的人生，只有于平凡的现实人生中才能切实地把握生命的情趣与悲欢。惟其如此，他们的创作在题材上能更接近市民的真实生活与真实愿望，写法往往都比较自由舒畅，注重内在感觉。不自觉地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同时又以理想主义的手法描绘出了百姓心中理想的英雄形象，开创了一片完全平民化的文学天地。同时，由于缺少传统的文化背景做依托，他们潜意识中对传统文化的渴望就比满足的感受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影响，更会从中获得创作的动力。
在时代荒凉的背景下，在对芸芸众生人生处境的悲剧性的的观照中，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生的残缺和生命的悲哀。《西蜀梦》中为“蜀汉”基业出生入死、功勋显赫的关羽和张飞一改昔日的光辉形象，以一种昏惨惨的冤魂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哭存孝》中“舍死忘生扶社稷，苦征恶战统戈矛”，经历“十生九死，万苦千辛”的李存孝，却被小人构陷，含冤而死，更是充满了悲凉的气氛。表达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运作的深层次的思索与认识。生活在乱世之中的人们，即使是英豪如关羽、张飞者，尚且会“横亡在三个贼臣手，无一个亲人救”，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了。“关将军美形状，张将军猛势况，再何时得相访？英雄归九泉壤，则落的河边堤土坡上、钉下个缆桩。坐着条担杖，则落的村酒渔樵话儿讲。”（《西蜀梦》）这是对逝去英雄的怀念，也是对英雄结局理性的思索。“可以说，‘英豪死了’便是《西蜀梦》的主题；在英豪轻易地死于小人之手的时代，谁来救天下苍生，则是《西蜀梦》的潜台词。”
描绘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不幸遭遇，写他们如何在命运的巨大压迫下被粉碎时，实际上也宣泄了自己在那特殊的时代中所感受到的内心深处的悲凉。明人胡侍在分析元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时说他们“以其有用之材，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真珠船》卷四），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中分析杂剧的兴盛及地位时也说杂剧家在剧作中寄托的情怀“几不减屈子离忧，子长感愤”，都道出了元杂剧作家们深重的苦难意识。天道无亲，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一己人生的沉浮变幻，人唯有茫然、惘然。这样的体认成为他们下意识的创作心态，也可以讲是他们对人生的稳定把握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