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宗法关系的残余，至宋明以后得到了加强，并逐渐形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族制度。“族规”（或称“宗约”、“家规”、“家训”）几乎和国法相似，具有强制服从的性质。再即有祠必有田，宗祠与义田是宗族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义田”是族权的物质基础。义田出租的收入，用于周济鳏寡孤独、残废贫穷的族人。此外，婚嫁疾病、丧葬建坊、奖学助学等，也由义田收入支出。义田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管理权在族中官宦绅富的手中。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家庭和宗族是社会的细胞和基层结构。因此，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有人甚至想用宗族制来代替保甲制。宗族制度还对国家的税收起着保证作用。很多族规中告诫族人要“以国课为先”、“照限完粮”、“不可拖欠”等。
清代农民的抗租斗争非常突出。清王朝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自然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当抗租斗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清就出面干预、镇压。抗租斗争，就性质而言，是一种经济斗争，产生于封建的租佃剥削关系。而城市阶级间的斗争，则主要表现为手工业工人对本行业工场主、商人及其背后强大的封建政府的斗争。
康熙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激烈，乾嘉以后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开发也已达到了饱和点，很难再找到可用以开垦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地价与粮价扶摇直上。早在雍正时，曾用奖励农业的办法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到乾隆年间，著名的学者洪亮吉在研究耕地、人口、田价、米价等社会现象之后认为，人口繁育无限，是人民生产贫困的原因之一。人口增长过快，也会造成社会动荡。为此，他提出了“君相调剂法”，即移民垦荒、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禁止浪费、储粮救荒等，没有超出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范围。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遍及各地，乾隆以后尤其严重。清的应对措施，主要是治黄河，修水利，捕蝗蝻，赈粮米，蠲赋税等，此外，还设有常平仓、义仓、社仓等，但作用有限。
清乾隆以后，统治阶级日益奢侈，吏治败坏，贪污公行。清官吏俸禄较低，一个七品知县岁发俸银仅四十五两，总督、巡抚岁发俸银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两，国家财政困难时，还要官吏减俸、捐俸。另一方面，官禁不严。造成清各级官吏的普遍贪污。康熙、雍正虽曾整顿过吏治，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乾隆后期始，吏治大坏。
应提及的是，清朝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东北地区是清的“龙兴之地”，清不让汉人进入东北。清初曾在明辽东边墙的基础上，沿壕植柳，建立“柳条边”，以限制人民出入；在山海关严密稽查，凡出关者须官方“印票”。禁是禁，当时到东北谋生的汉民很多，从偷采人参至垦荒种田，日积月累，清政府当地官员也乐于剥削对象增多，睁一眼，闭一眼，认可了既成事实。
对蒙古地区，清采取类似东北地区政策，禁止汉民流入，但关内汉人为生活所迫，冲破禁令到蒙古地区的很多，以至到乾隆时期长城从北很多地区已成为蒙汉杂处的半农半牧区了。
为了促进天山南北的经济恢复，清实行屯田实边，有兵屯（绿营兵）、旗屯（八旗兵）、回屯（维吾尔族）、遣屯（发遣的罪犯）、民屯（内地移民）等，屯田的规模和效果大大超越了前代，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西藏地区和内地联系在这一时期有所加强，人员来往不断。其他西南地区，自从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革除了土司的暴虐统治，改变了少数民族中某些落后的规章制度，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少数民族与汉人交往日多。
台湾地区，郑成功收复以前，人烟稀少，生产十分落后，没有铁制农具。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奖励垦荒，兴修水利，传播农业生产技术，使台湾的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后来，清政府统一台湾，除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外，还取消海禁。
十八清代的外贸政策
十六世纪初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人相继来到中国。他们把商业贸易和海盗劫掠结合在一起。就贸易而言，当时的数量还很小。尤其郑成功抗清时期，厉行海禁，“片帆不准入口”，并将沿海居民强迫迁往内地，中外贸易更加萎缩。荷兰、葡萄牙曾派遣使节到北京，要求开放通商，但清政府把他们看作朝贡国，只允许入贡时附带进行贸易。
清统一台湾地区后，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宁波、漳州、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但实际上主要集中于广州一地。之后一百多年中，中外海上贸易有了相当的发展。总体情况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133]。因此，中国贸易一直保持有利的顺差。
到十八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他们的对华贸易也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船“防御号”来到广州，开始对华贸易。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其他国家对华贸易的总和，并保持上升趋势。步英国之后，法国也来华贸易，但数量不大。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也来华进行贸易。
中国输出的产品主要是茶叶、生丝等，并长期保持出超。为了平衡贸易收支，欧美商人每年必须运送大量硬通货到中国来，广州一地每年平均有成百万银元流入。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中国商品增长得很快，中国丝茶生产大大发展。
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使中国不需要外来商品即可以自给自足。另，清政府当时正处于由盛转衰时期，显露出了腐朽性和虚弱性，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资本主义，自然也没有对付资本主义的正确策略，又怕外来异己势力和人民群众接触，对自己的政权不利，这样制定了很多对外关系的清规戒律，把对外交往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渠道里。
1.把通商口岸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清政府开始对外贸易禁令不严，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清政府怕多口通商控制不了，于是限制在广州一口通商。这样，外商所需要的，并大量产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等地的生丝、茶叶，需长途运输，从而加大了成本。
2.增加对外贸易货物的限制。开始仅限制军械、火药、硝磺等方面的对外贸易，以后扩大到粮食、马匹、铁器、生丝、书籍等。其中对铁器、粮食的限制，每船只准带一口铁锅和少许粮食，每人带一柄铁斧。这样，不仅煮饭烧水不方便，也容易发生断粮的情况，遭遇海盗也很难自卫。对生丝的禁令，主要是因为出口增多，引起丝价上涨，但禁止生丝出口，又会影响到生丝生产，并连带到其他行业及洋货增价。于是清政府放宽禁令：生丝出口，外船每艘限一万斤以下，中国船每艘限两千斤以下。
3.对外商严加防范。也就是怕国人与外商接触带来麻烦祸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防夷五事》：①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②外商在广州必须住指定商馆，并由行商管束。③国人不能受雇于外商，也不能向外商借款。④国人不能为外商打探商业行情。⑤在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之后，两广总督李鸿宾制定八条章程；两广总督卢坤续定八条章程，总之，对外商防范越来越严。
4.实行行商制度。清朝称办理涉外贸易的商人为“洋商”，其行会组织为“洋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沿袭明代旧称，实际上，常添新去旧，不一定是十三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为了避免竞争，洋行商人联合成立“公行”。“公行”曾遭到外国商人的反对，条规也不断变化，但在鸦片战争前，一直垄断对外贸易。充当行商要由其他行商保举，要向官吏纳贿，要经政府批准，并不能自由辞退。
行商承销进口货物，代购出口货物，并规定哪些货物可以进口，哪些货物可以出口。外商不能直接和政府交往，均由行商代理。行商制度，是清朝闭关自守的主要产物。
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客观上却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航海业的衰落，也使在外华商得不到鼓励和支持。
关税是近代独立国家不可缺少的自卫手段，税须据具体情况而定，自主灵活，但清却以“天朝上国”自居，把外贸当做“羁縻”外国的手段，是“恩施”，因此，法定的税额很低，而且死板，税收与非法勒索也无明确界限。其大致做法是，先预定一个固定数量，称为“正额”，康熙时，“正额”总计银四万三千余两，这一数额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超额部分称为“盈余”。后来“盈余”部分也固定下来，乾隆末年，“盈余”达八十五万五千两；再后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盈余”此外，又有“盈余”，到鸦片战争之前，所征关税总额达一百五十万两以上。
清朝关税名目很多，主要有船钞、货锐、规礼、行用等。船钞是按商船大小分三等征税。四百两至一千四百两不等，实征时减名目，只征百分之八十。货税“每两不过二分，为百中取二”。不过，附加税很多，往往是正税的数倍。规礼指官吏差役的非法勒索，真实情况难以估计。“行用”，也称“公所费”，通常情况下值百抽三，但有时可高达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多时，每年达几十万两。
鸦片战争前，中国和外国之间常有“商欠”的纠纷。“商欠”是中国行商所欠外国商人的债务。当时中国还没有金融信贷制度，一些本薄的中国行商缺乏现金，销售外国货物后不能筹款归还，时间长了，利上加利，数目便很大。这成为当时中外贸易一个很凸显的问题。
英国对华贸易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鸦片最初是以药品的名义输入中国的。后来，英国输华鸦片激增，引起清政府的担心，于是下令禁止鸦片入口，并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勾结的中国鸦片贩子。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结果是政令越严，官吏越有可能染指鸦片走私，并成为他们的财源。对英国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鸦片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很快改变了对华贸易的逆差，中国从出超变成入超，入超就得用白银支付，从而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白银减少，银价上涨，直接影响了商品的交换和货币的正常流通。此外鸦片还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总之，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严重影响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削弱其封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禁绝鸦片，不得不奋起斗争，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也不得不查禁鸦片。古老的中国碰到了新挑战。鸦片贸易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对中国人民禁烟是不会甘心的。为了打开中国门户，他们发动了侵略战争。因鸦片所致的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中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充满着屈辱、抗争，充满着对一个强盛新中国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