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以低工资报酬、高能源消耗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上原材料的全线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压力，中国制造业已经举步维艰。而在汇率争端和贸易围剿中，未来面临的国际外部环境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来自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及未来碳关税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竞争和利益格局调整的主战场，中国必须加快制造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中国很多“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的制造业企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但是高污染的背后折射的是全球分工失衡的影子。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来依靠大量碳排放拉动的工业增长，是目前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自1950年以来，全球碳排放增长中有3/4来自发达国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严重消耗了生态资源。发达国家10亿人口的消费就消耗了全球32%的能源，其中，仅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就占到世界全部生态足迹近一半，属于“生态赤字”国家，但发达国家从未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愿在碳减排资金与技术转让上给予发展中国家有效的支持，而今坎昆会议上，日本甚至无耻到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减排期，完全不受既定碳减排框架约束。
随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单。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和软件的垄断，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而将高排放量的产业或是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碳转移的最大阵地。有关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假设把这12亿吨的碳排放转移回发达国家，即由发达国家自己生产袜子、皮鞋、冰箱、洗衣机，那么这么一来回，美国将再次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第一大国。
然而当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承担了全球减排的大部分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反而被发达国家制造的种种“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所包围，这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又一表现。债务缠身使得明年欧美发达国家的日子仍不好过，在这种情形下，欧美国家一意孤行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很大。一般而言，当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时，征税国家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产生差异，不同厂商的税负也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各国厂商的竞争力。
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汇率问题、碳减排配额及其分配问题等都会高度与碳关税的征收高度联系起来。对中国来讲，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一半煤炭等依靠化石能源，因而碳关税产生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对以高投入、高能源消耗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此碳关税的额征收将对国内环境保护敏感性行业、能耗成本占比比较大的低端制造企业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低端制造和贸易结构必须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低碳型产业、服务业；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和综合利用效率，摆脱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征收碳关税很可能是大趋势，留给中国喘息的机会也不多了，能不能迈过这个“坎儿”将决定未来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