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27岁！
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8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忽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攥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问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30余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800斤、3000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难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赶快回信，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30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27斤，还有了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10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入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蒙胧的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现摘抄如下：
此世难忘弭难粮，高情厚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蜃讯迟闻泪拈裳。
黄土冢中眠傲骨，惊水长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缕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可是林昭为何而死？怎样死？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位同学也和我一样，脑子里全是大“？”。直到“四人帮”被拉上历史审判台，报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才痛悉：“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后来，我又读到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1981年第3期《林昭之死》一文，对林昭罹难过程才有较为详细的了解：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曾是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4.12”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林昭的母亲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受其舅舅和母亲的影响，17岁参加工作，参加过“土改”，当过新闻记者，在工作中成绩出色。1954年她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林昭因病回上海以后，与几个朋友编印了《星火》，她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等因看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情况和中国很相似，不妨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有关领导人作参考借鉴。她因而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因为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甚至变本加厉地直接有力地抨击“四人帮”大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昭的妹妹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见到林昭的情景：“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很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义，这是另一种反抗……”林昭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79年1月，北大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林昭案件，于1980年8月22日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宣告林昭无罪，冤案终于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老师、同学、友好和亲属在北京举行悼念会。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伯峻教授，乐黛云教授，作家林斤澜，作家、北大同学刘绍棠、陆拂为等80多人。我未能参加追悼会，发去唁电：“千秋岂短，浦江尚滴罩卿血；四载何长，粤海无平难友心，”以寄悲愤与哀思。
林昭的悲惨命运，令我想起张志新，想起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然而，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被残暴的“四人帮”所戕害的林昭，虽然傅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35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盛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1985年夏天，我游览了古城苏州，参观了名扬中外的拙政园，驻足虎丘胜景，饱餐了中国的“威尼斯”——苏州水城的美容秀色。回到广州以后，有同学问我：去看了林昭的坟墓没有？
“什么？林昭有墓？”因为我仅仅知道林昭身后只留下一束头发。
他说：有。那是几个同学凑钱在林昭的故乡——苏州给她修了一个墓，——“一抔净土掩风流”。不过，是“衣冠冢”？还是骨灰墓？也许只是一个纪念碑。但即使是纪念碑也罢，我到苏州没有去看她，真说不过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倘见了她，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安息吧，林昭”吗？对此废话，林昭的英魂，即使在天堂上抑或在地狱里，她乐意听么？想来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适当可说的话，我只默默地对自己说：
“惭愧吧，后死的苟且偷安的‘须眉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