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中的现实主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性的，从种种原因出发，论证冲突是国际关系中的不可避免、无法改变的永恒事实。上面讨论过，一般的现实主义观点是说人性本恶在内政中尚且能够得到压抑；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个人的恶——此时由于上升为国家的恶得到更加放大——很难被压抑，于是横行无阻。激烈的冲突、战争是国际舞台中的命运（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其典型表现。而且，即使所谓“国内理想”，也不过是指基础的、底线的理想，并不是高层次的理想。主要指国内能够和平，或者说有安全感。而在国际之间，连这一点“理想”都是纯粹的理想，无法实现，只能用权力平衡稍加限制。这比美国立宪者们在《联邦党人文集》等中大量阐述过的内政中的各种斗争还要厉害。
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意义是规范性的，它劝导人们尽量摆脱“不现实的——但是可以改变的”做法。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对手是理想主义，尤其是伪理想主义或意识形态。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极端地追求意识形态，对自己来说会把自己的利益定错位，会把自己拉入到十分危险的境地，危及它的真正利益——安全。所以，理想主义尤其是进攻型理想主义是国际关系中的最大灾害，远远大于一般“自然的”权力欲求和安全追求带来的武装冲突。由于现实主义对于理想主义的批判异乎寻常地激烈，远远超过一般的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不仅涉及对错问题，而且涉及谁是引起深重灾难的罪魁祸首的实践问题；而且，“理想就是灾难”也与一般常识看上去不吻合，所以值得我们专门用一章来讨论现实主义对于理想主义的声讨，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现实主义本身的特质。
所谓国关中的理想主义，就是企图要国家行为直接为公——甚至反对先各自为私利，然后间接地、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公共的利益的做法。在国关领域中，这也就意味着反对权力均衡等等“现实主义的策略”。具体说来，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就是：第一是理想化地处理国关，第二是武力推广理想，第三是建立适应理想的内在共同体——共识加上国际警察国家。
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
在它看来，第一种理想主义是无力的，而且会伤害到自己，会为了普世的理想伤害到自己的国家利益。第二种意味着为了理想的目的可以使用残酷的手段。第三种则往往是自私的国家借着公共的幌子推行自己的东西。
第一节 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及其原因
人们一般认为，国际关系领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占上风的一个领域。而近代以来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完全符合这样的预测，充满权力的斗争和均衡。但是，美国与众不同或令人吃惊的是，它在19世纪末刚刚有能力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就反转乾坤，打出了“理想主义”的外交旗帜，反对搞什么均势外交——均势是现实主义的典型策略。而且据说从此以后，理想主义成为美国国关话语的主流。即使那些实际上的现实主义者如尼克松之辈也必须在外交政论中宣布理想主义。这不仅让“老欧洲”吃惊，甚至让它们听不懂。基辛格说：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基于弥赛亚式的理由扮演国际角色：美国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首要角色，他所宣扬的原则虽反映出美国思想中的真理，对旧世界外交官却代表革命性的转变。对民主进行传播，认为国家应以与个人相同的伦理标准来评断，国家利益包括遵守一套普遍的法律。……威尔逊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遵守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虽然他未能说服美国民众接纳此议，但这个构想仍未夭折。最最重要的是，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美国要与众不同地坚持“理想主义”呢？有几种可能的原因。首先，美国自认为内政自由主义是第一个征服必然性的，美国人为此骄傲，认为美国是以理想建国的。这样的思想到国际上，也自然会大谈消除权力斗争等等。其次，摩根索的解释是：所有国家都以为自己的做法符合“世界舆论”。第三，基辛格还有一个分析是：美国独特的安全情势导致美国不必像欧洲那样面临严酷的现实，所以，可以不主张现实主义，甚至对它大加批判：“美国历史上从未曾参与过均势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受惠于均势政治却不必置身其间，一面享受其好处，一面还大加挞伐。”
第二节 国关中理想主义的种类及其衍变
进一步来说，国关中的理想主义还可以再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理想化地处理国关，包括建立适应理想的内在共同体共识，看重全球政府、国际法、增进理解和教育、文化等超出主权国家的努力。这可以称为“无为的理想主义”。第二种理想主义是用武力推广理想，包括建立国际警察国家，我们可以把这一种称作“进攻型理想主义”。
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种向第二种衍变的明显痕迹。美国在创建之初，就打出理想主义的外交旗帜，但是那时的理想主义是“无为”的，不是积极四处进攻，而是担当榜样。这时的外交政策因此也称为“孤立主义”或门罗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基督教的分离型新教教派中有思想渊源：一方面提出很高的道德理想——包括国关中，比如真正奉行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又不积极四处传道，而仅仅在小团体内部自我要求达到很高的道德水准，希望不是通过苦口婆心或死缠烂打、而是通过榜样的无言力量“传道”。基辛格就说过，美国在进入20世纪前，尚且不是“进攻型”理想主义的。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避免海外事务的纠葛。
“只要情况许可，美国一定偏向民主政府，但拒绝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政府。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于1821年说出了这种态度的要点：凡自由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本身奋斗。”摩根索也指出这种非进攻型的理想主义才是美国的真正传统。他也提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思想：对美国来说，不应当把它自己的政府原则强加给人类的其他部分，而是应当通过美国的榜样吸引人类的其他部分。其实，这才是美国通常所遵循的原则。借用托马斯·潘恩的话来说，美国革命“不是单为美国人而进行的，而是为全人类而进行的”。所以，美国过去的政策一直是，美国已经付诸实践的那些普遍性原则不应当用火与剑输出，而应当以其成功的榜样昭示世界其他国家。这已成为美国的早期观念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或许可以称为威尔逊主义的观念之间的重大区别。
20世纪初，也许与美国的国力上升有关，美国的理想主义由孤立主义向普世主义或“进攻型理想主义”转变。威尔逊在这一转变中是一个关键人物。基辛格写到：威尔逊对世界秩序的想法是标榜脱离旧世界的经验与准则另起炉灶，它是基于美国人对人性本质是爱好和平、世界基本上是调和的信念。由此衍生出民主国家一定爱好和平，获得民族自决的人民便没有理由挑起战争或镇压其他民族等结论。一旦全世界各民族都享受到和平与民主的福祉，就必然会团结起来共同保卫民主与和平。从此，美国积极在世界上推广其政治道德理想“自由民主”，将毒蛇从世界各地找出来打烂。摩根索说：“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舞台上的每一个竞争者都日益强烈、愈加无保留地声称它的“生活方式”包含有全部的道德和政治真理，其他竞争者若加以拒绝只会自取其咎。所有竞争者都带着强烈的排他性，把它们本国的道德观念等同于全人类必须接受、终将接受和赖以生存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而言，国际政治的道德便回复到部落主义、十字军讨伐和宗教战争的政治和道德上去了。”
这种进攻型理想主义的根子应当说早就埋在西方文明之中。基督教是一种外传型宗教，美国早期清教徒的“天定使命”意识一直很浓。上面说的殖民时期的自我完善的新教教派是少数派，主流是扩张型的清教徒。亨廷顿在讨论到20世纪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时，也向更深的地方寻找原因，他说，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冲突归诸于基督教和穆斯林中的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那是暂时的、甚至是偶然的现象。但是，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的类似本性必然会不时导致它们的相互冲突：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虽然亨廷顿对美国的新教文明十分肯定和珍惜，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也不避讳其中的进攻性潜能。基督教神学家尼布尔更是直接指出：历史的悖谬就在于最大的罪往往来自初衷在于超越和向善的宗教的“自我神圣感”，这当然包括基督教在内。应当说，进攻型理想主义本身又有一个衍变和加强的过程。冷战严格说来是典型的“进攻性理想主义”之间的对撞，虽然看上去国际格局是现实主义所主张的“两极均势”，但是实质不同。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均势”是默认权力之间的均衡为可以接受的“理想状态”，谁也不企图完全消灭另一方。但是“冷战”按照其定义来讲是一方企图消灭另一方的战争（虽然是冷战争）。摩根索说，在这样的态势中，谁都不敢从阵地后退，“妥协交易”成了每一方都力求避免的示弱行为。“过去，按照冯·史劳塞维茨的经典定义，战争被看作是外交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现在，外交艺术转化成形形色色的战争艺术。双方都必定害怕对方，都准备发起决定性的第一次打击，因为假如一方不首先攻击的话，另一方便会这样做。正因为如此，遏制或被遏制、征服或被征服、摧毁或被摧毁，就成了冷战外交的标准用语”。
如果说在冷战初期，作为战争的一方，美国还自认为采取的是守势，只是在“遏制”苏联攻势的战略，那么冷战后期的里根政府就主动转向咄咄逼人的攻势策略。学者指出：冷战后期，里根等美国总统自命不凡，雄心勃勃，大有以美国的自由体制征服世界之势。他把其政府欲要奉行的外交政策形容为“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在第三世界大力促进所谓的“民主”，以图改变美国战后支持独裁政权的不佳形象。1986年3月14日，里根发表了对外政策咨文，声称美国要对全世界“进行强有力的领导”，要推行一种“顾及世界各地寻求自由的亿万人民命运的外交政策”，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让世界“有自由”而无“任何形式的暴政”，美国将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努力，按照美国的理想去影响事态发展，“将随时准备在其他国家帮助实现民主”。
冷战后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则更加体现了这种骄傲和自大，公开宣布在全世界采取全面推行美国式政治体制的外交政策。用有些美国理论家的说法就是，美国现在应当建立帝国了——当然，这是“好的帝国”，是华盛顿都肯定地提到的“自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