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国际制度得到了更加广泛和可靠的发展。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于是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正受到动摇，各种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其中包括国际制度通过影响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影响国家利益的判定。
门洪华指出，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与约瑟夫·奈第一次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如军事安全在外交事务中的相对重要性、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事务性领域中权力资源的替换性。他们认识到，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国家间关系的调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现实主义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国际机制的概念，并分析了国际机制变迁的四种模式，特别是详尽批驳了作为纯粹现实主义模式的总体结构主义，并全面论述了自己建构的国际组织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国家处于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时，问题领域模式和国际组织模式更为有效。这一结论为国际制度理论的建构埋下了伏笔。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包括三种形式：（1）有着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章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和非政府国际组织（NGOS），如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2）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re-gimes），即政府之间协商同意和达成的、涉及某一问题领域的明确规则，如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等；（3）国际惯例（conventions），指非明确规定和谅解，可以帮助国际行为体协调各自行为、达到期望值趋同的非正式制度，例如未以明文规定下来之前的外交豁免，非世界贸易组织国家之间相互给予的最惠国待遇等国际互给行为等。
制度也像市场一样，由于国家之间在系统中的互动需要，国际制度产生了。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集体行动的自私逻辑，国际制度的产生和建立是困难的，往往需要一个霸权国家使用其超强的国家实力将国际制度强行建立起来并强加于系统中国家。但是，一旦国际制度得以确立，其功能就犹如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或结构主义中的结构，就成为自在和独立的建构。并且，由于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提供可靠信息，降低国际交往中的政治不确定因素和交易成本，所以成为国家间关系必不可缺少的物品，这样国际制度就不一定需要霸权国家实力的支撑。
国际政治研究必须对相互依存和国际合作过程、各方参加游戏的动机及其整合等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应该超越民族国家，注重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注重经济、环境和相互依存。而各种自主与半自主的国际组织的独立政策，可能与各主权国家的政府政策发生矛盾，抵消或降低后者的作用。应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崛起，是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层次的回归。
正因为此，基欧汉对国际政治中出现理想主义成分表示乐观，他认为在符合相互依赖的情景下，军事力量将起次要作用。政治学者素有强调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传统。如第一章所述，武力主导着其他实力方式：假设没有对其手段选择的限制（只有两次世界大战接近这种假设的情形），拥有武力优势的国家将雄霸天下。如果每个国家面临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都极其严峻，则由经济和其他资源支撑着的军事力量将成为最重要的权力之源。生存是任何国家的首要目标，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武力是确保生存的绝对必要手段。军事力量始终是国家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多元工业化国家之间所感知到安全边缘有所扩展。总体而言，它们对遭受攻击的恐惧减少了，对相互攻击的恐惧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法国已经放弃了戴高乐总统倡导的全方位防御战略（实际上，该战略在当时也并未真正得到重视）。加拿大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放弃了最后一个对美作战计划。英国和法国不再感到相互威胁。这些国家之间还存在相互影响的紧张关系，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力已经不再是政策工具，或者说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经无足轻重。
最后，由于多渠道联系的存在，国际组织可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迥然不同的重要作用。秉持摩根索传统的现实主义者描绘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各国依自身利益行事，并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战争威胁始终存在。我们可以假定：在这样世界里，由于各国利益极难协调一致，国际制度的作用微不足道。国际组织显然处于世界政治的外围。然而，如果各种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完善，跨国、跨政府之间形成了各种联盟，在这样的世界里，国际制度在政治谈判中的潜在作用将大为增强。特别是，它们协助制定国际议程，并是促成联盟建立的触媒和弱国提出政治倡议、推行联系战略的场所。国际机制的发展可以发挥一定程度上的“国际政府”的作用，消除囚徒两难问题，为人们的非“现实”的国际交往提供物质性的、结构性的基础。
正如门洪华所说：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致共同收益；国际制度很少参与协议的集中实施，但确实增加了互惠机会，使一国政府信守诺言，并督促他国也这样做；既然遵从国际机制已有的规范使他国的行为可以预见，强国也从遵守规则中获益。……他将国际机制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基欧汉通过对国际机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的功能价值的分析，说明霸权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国际机制对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对于减少国际纷争与不和是有价值的，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是有意义的。
总之，基欧汉发展了P4这条路线应当说是功不可没。因为逻辑上说存在这条路线，不见得在实践中，就有人成功地把它推导出来。其他三条路线都已经分别有重要的思想家和流派发展了。在这条路线上，也曾经有一些小的思想家努力过，但是不是很系统，影响也不是很大，难以与现实主义－无论是人性论的（P1）还是结构主义的（P3）抗衡。但是基欧汉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正式把它竖立起来，逐渐推动新自由制度主义确立了与新现实主义比肩的学术主导地位，堪称与其他各条路线并驾齐驱。门洪华说：基欧汉的学术生涯缘起于对现实主义范式的质疑，发展于对现实主义范式的批判，成就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的建构，辉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尤其是其构建的国际制度理论）与新现实主义之比肩主导地位的确立。基欧汉的学术发展历程以挑战现实主义为开端，以新自由制度主义获得与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学术主导地位为中点，以积极迎接建构主义范式挑战为当前形态。可以说，基欧汉确立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高度，堪与其理论成就比肩者寥若晨星。
在制度理想主义看来，制度－结构的压力确实应当承认，但是结构在变化。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约束变量。这也是现实的，是当代经济逐渐压倒政治的大趋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虽然还没有达到华尔兹的等级权力的国际国家，但是已经带来了许多非现实主义的现象，比如军事目标不一定是首要的任务。相对收益不一定必不可少。精力可以部分地转到和平合作。事实上，人们是生活在起码的法治社会中。过去，国与国的合作本质上不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无法摆脱的。全球化大兴起，但是还缺少相关的政治理论，现有的政治理论大部分还是有关民族国家的。
还有，目前对国际机制理论的聚焦带动拓展了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自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把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一词成为学术界和国际社会表述对转型时期国际关系规范模式的认知时，援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各个主要学派也都根据自己的理论大框架给出了各有侧重的国际机制理论。到目前为止，最成气候的为以下三大家：强调国际相对利益和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的新现实主义国际相对利益和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的新自由主义机制；强调国家的绝对收益和理性行为、认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约束力较强、重视研究决策过程的建构（认知）主义的国际机制。专家预计国际机制论的发展方向是在这三大学派相互借鉴、吸收对方的长处的基础上，整合出一个更完善的新的理论体系。可以预计的是，作为国际机制的承担者与落实者，国际组织将随着人们对国际机制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得到各方面的进一步拓展性研究。
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国际机制的大量出现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国际机制依托国际组织而显示其存在，作为国际机制基本内涵的各种原则、规则、程序也都因国际组织而得到执行，而非仅仅是“理想”或空想。从而国际组织能够实际地发挥超出民族国家之上的各种功能，比如论坛功能、协调功能、沟通功能、规范与管理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等各种“机制化功能”，从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平衡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