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浙大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476项，321项获得批准，获批经费近亿元，批准率达21.7%。其中，面上项目310项，批准经费8017万元；重点项目9项，批准经费1445万元；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1项，批准经费90万元；科普项目1项，批准经费10万元。此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青年学者合作基金目前正在公示。
仅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就申报基金项目110项，29项已获批准，其中重点项目1项、面上项目28项，项目数与去年持平，批准率达到26.36%。另外，还有1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目前正在公示。
2005年，浙江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中，324个各类基金项目获得批准，批准经费近亿元。其中，面上项目批准数和批准经费名列全国第二位。批准项目中，面上项目300项，批准经费7270万元；重点、重大项目10项，批准经费1880万元；专项基金6项，批准经费77万元；杰出青年基金5项，批准经费500万元；海外及港澳青年学者合作基金3项，批准经费120万元。
2004年，浙江大学各学院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47项，获批准各类基金项目273项，项目平均获准率为23.8%，获批总经费7742.5万元人民币，其中，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的有10人。
自然科学基金定位准确
“浙江大学历来有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传统。”杨卫说，浙江大学本身就有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传统，一贯鼓励教师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鼓励源头性创新。自然科学基金恰恰就是为基础研究“量身定做”，它所设计的课题申报和筛选、评审方式非常适用于自由探索。
因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浙江大学教研人员中形成了一种风气。最近几年，浙江大学还从导向性上做文章，把拥有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量作为评审教授的标准，同时采用老教授带年轻人的方式，每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前，一些老教授会在各个院系开展申报程序的讲解，并请科技处对教师申报情况把关。有的院系还成立专门的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委员会。
杨卫说，自然科学基金成立20余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它的公平公正，更来自于它的公平公正在科技工作者心目中所占有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的声音才能不断到达国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才能以百分之十几乃至百分之二十的幅度增长，这相比于美国的NSF国家科研基金要快很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虽然给予的资助力度不大，但定位准确，非常适合自主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因而科研工作者参与度很高；同时，基金采用了公正、严格的同行评议的方式，行政的意味不浓，让大家觉得，这是凭本事可以做到、可以争取到的。”杨卫说，自然科学基金需要完成的工作对科研工作者来说，都是凭自己的努力可以完成的。相比国家重大项目的申报，在客观上距离会削弱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性。科研人员具体在做什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织者可能是不知道的，但只要是有价值的预先研究，并且通过申请把自己的工作阐述清楚，一次申请没有成功，可以次年再来。
“在所有的科研项目的评审确定过程中，都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孰多孰少的问题。自然基金可能是其中学术权力的影响占比例最高、行政权力比例最小的，这非常适合鼓励自由探索。”
另外，全国专家对基金有很好的参与，专家组、专家库把保密性做得很好，基金的自净化、自改进、自完善做得很好。由于这些特质，自然科学基金在科研工作者心目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因而，申报的人数也在增长。
“自然科学基金很适合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学科很全，自然科学基金的所有项目几乎都可以申请；浙江大学有一大批的中高层次的科研力量，他们大多在自己的领域做得很好，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命中率自然会比较高。”
基金是种子
浙江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曾负责国家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等重大项目40余项。他所领导的能源洁净利用与环境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仅2000年到2006年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5项、重点项目4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项。
1987年，刚从奥地利维也纳工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樊建人回国，在岑可法院士的指导下，以“气固多相流”为课题方向，申报了刚刚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当年，全国只有70多项申请入围，工程物理类一共只有3项，樊建人的“气固多相流”就在其中。在青岛进行项目评审答辩后，他唯一的感觉就是“评审真的很严格”。很幸运，他的申报项目通过了审批，这也是国内该课题方向获得的第一笔青年基金。樊建人拿到了第一笔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共3.5万元。
“钱数是没法与现在比的，但对我来说，那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起步，”这个起步为实验室、为他个人的发展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在这3.5万元的资助下，实验室开始做起气固多相流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例如在颗粒的塔流运动的模型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颗粒随机坪铺轨道模型（FSRT模型），改进了国内外同类模型的不足，并得到国内外专家同行的认可。这也是实验室200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主要成果之一。
1992年和1994年，他们连续获得了首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和首届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资金也相对充裕了，他们针对工程气固两相流动基础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气固两相的相互作用、颗粒的流动特性、煤粉颗粒在炉内流动和燃烧以及颗粒对锅炉管壁的冲击磨损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岑可法院士指导着实验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不断开拓新的方向。
岑可法说，整个研究工作都是在自然科学基金20年连续的资助与支持下进行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要从基础研究做起，不做低水平的重复，不做简单的工程研究，所以出来的成果多、专利多、工程应用多。
樊建人把自然科学基金比喻成“种子基金”：“国家项目很多，但基金作为一个源头，对科研人员来说很重要。基金有规范的评审制度，获得基金的资助是科研工作者的荣誉。钱虽然不多，金额有限，但就像种子一样，是能够发芽、成长的。当然，长大、开花结果还需要其他来源的经费。从上、中、下三游科研贯通到最后产业化，光基金的钱肯定不够，但如果苗子起来了，企业看到了，拿去用，就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很大的作用。”
岑可法认为，自然科学基金的意义在于鼓励原始创新。只有基础研究才能在源头上有创新，才能有发明专利，才能把研究成果变成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变成工程应用的前奏。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工程应用成果，假如没有基金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就很难有源头上的创新，很难做出成果。这正是基金的重大意义所在。
基金帮助年轻人成长
在跟着院士做项目的过程中，一批年轻人成长很快，出了不少人才。在岑可法的研究所中，先后有3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人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而当年全国一共才15人获奖；4人获得跨世纪人才奖；4人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
“自然科学基金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年轻人成长，”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系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材料学部有机高分子学科评审委员郑强说。
郑强提出，教授们最大的贡献在于“培养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培养高素质的科研工作者。郑强2001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他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充满感激之情，一直认为“自己完全是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起步并成长起来的。”他一贯鼓励他的研究生一起参与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要求参与基金项目研究的学生在毕业论文的扉页上注明，该论文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与帮助，以示谢意。“这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国家培养你们不容易。”郑强说，科学研究不应该是谋生的手段，更不应该是改善生活的手段，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在一个领域内深入地持续地做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出成果。郑强的话很尖锐。他说，相比之下，国内的一些科研项目，动辄几千万元，有“名头”、有“门路”的教授更容易获得，这在整体上不利于国内的年轻人成长，不利于新颖idea的产生。同时，这种没有严格的专家评审下的资助，异化甚至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本质，课题负责人成了“项目包工头”、“高级财务经理”，不能真正坐下来搞研究，这就违背了科研资助的初衷。
郑强说，自然科学基金每笔额度不是很大，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可以帮助他们起步——他戏称其为“发芽”。有了基金项目做基础，在一个领域内持之以恒地深入下去，是很好的事情。而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严格、公正，对年轻科研工作者来说相对容易获得。
杨卫认为，自然科学基金更鼓励年轻科研人员申请。首先，自然科学基金专为年轻人设有青年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其次，自然科学基金有一个“项限”的规定，即申请人及其团队最多只能申请两项基金，如果超过两项，则自动被刷下，无法进入计算机申请系统。因而，自然科学基金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马太效应，给尚未获得基金资助的年轻科研者更多的机会。
岑可法说：“之所以鼓励年轻人申请基金，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科学研究在人生中的起步，而且有利于对新思想的培养，因此说基金对年轻人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评审标准是否应该加上成果转化
“我对基金有个小小的想法：以后基金能否不仅评基础理论，还能评一评所用基金有没有变成生产力，有没有对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有没有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岑可法说，论文是理论研究的成果，是评价的重要指标，但是，如果只重视论文，未必是很好的评审方式。基础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把理论成果转化成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并尽可能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
借助国家基金做出的成果，如果不能尽快转化，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基于我们的国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虽然每年经费都有所增加，但是落实到工程科学的经费还是很有限的。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发表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应重视成果转化。光发表论文，不出成果，让国外借助论文的思想，生产出一系列的产品，再高价卖给中国，这样，中国更不易赶超其他先进的国家了。
樊建人说，真正推动国家创新的，肯定是源头创新、原始创新。但是，中间最关键的环节还是如何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去，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应该要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对工程科学来说，原始创新的思想转化为论文，还只是做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创新内容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工程应用中。自然科学基金所起的作用，表面上看是促进基础研究，其实对之后的作用也很大。
研究成果怎么应用、如何实现、如何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如何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这是工科研究需要解答的问题。
岑院士在1996年曾获得一项关于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着重研究废弃物燃烧过程中污染如何物的排放规律。对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等如何资源化利用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即二次排放中如何克服污染物的生成和如何控制污染物排放，这项重点基金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但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马上就能转化成技术上的进步，马上就能实现污染物综合化能源化利用，马上就能建设电厂利用产生的能源进行发电，从而形成产业。现在，已经建起10座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的发电厂，还有一些在建。
岑可法说，1996到今年正好10年，第一个电厂2000年就完成了，也就是四年就实现了成果转化。由于有了重点基金支撑基础研究，使这些生活垃圾的污染排放完全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其中有些电厂二恶英指标达到了欧盟标准。另外一个洗煤泥技术，也是如此。当时煤主要在山西、内蒙古，挖出来就运到广东、上海，当时60%的火车都运煤了，使铁路运输非常紧张。为了减轻运输的紧张情况，需要把煤进行洗选，把煤泥、煤矸石留下，把精煤运到用户手中。但其中最大的难题是，洗出的煤泥对周围环境污染很严重，当时国外还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国外引进的洗煤厂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岑可法笑着说，其实老早就想做这个课题了，国家的基金来得很及时。通过基础研究很快就做出了成果，既能减少污染，又能代替燃料发电，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因此该项研究1997年获得了国家发明二等奖。
岑可法表示，国家已经看到了原始创新的巨大潜力，这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不断加大基金的投入力度，面上项目从最初的几万发展到十几万元，今年增长到30多万元，重点项目最多200万元；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也从最早的60万元发展到2001年的100万元，今年增长到200万元。这对科研工作者是很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