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研究是真正面向农户的研究，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关于农户安全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张云华、马九杰和孔祥智等（2004）基于对山西、陕西和山东省15县农户的调查实证分析了农户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人口和耕地特征、农户能力特征、农户对农药的认识、农户与涉农企业和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联系是影响农户采用无公害农药的主要因素。周洁红（2006）通过对浙江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分析，认为农户的道德责任感、期望报酬、农户特征变量、是否接受过培训等相关行为变量和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进行质量安全控制的主要因素。杨万江（2006）在对浙江基地农户调查的基础上，强调了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户安全行为的主要原因。
王华书和徐翔（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播种面积、户主的教育程度和农户家庭收入对农药使用行为具有显着影响，该研究结果是建立在对江苏农户调查基础上的。二是农产品的不同生产模式对农户行为影响的研究。卫龙宝和王恒彦（2004）通过分析浙江嘉兴合作社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认为合作社可以有效控制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邹传彪和王秀清（2004）认为组织的建立能够提高农产品质量。胡定寰（2006）通过考察山东省苹果生产的合同农户安全生产行为，认为合同生产模式能够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杨万江（2006）调查分析了浙江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农户的生产意愿，结果表明基地农户更倾向于供给安全农产品。虽然上述文献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1）解释变量的选择问题。
一方面，变量的选择缺乏理论支撑或实际依据，不能较好地反映我国的实际；另一方面，变量选择较片面，忽视了农户行为决策的复杂性。（2）已有研究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种类型的农户，研究结论是否具有一般性有待统计检验。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1）解释变量的选择在参考国内外已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但更多来源于对我国农户的经验观察。（2）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把政府服务、政府规制和农户态度这些潜变量进行量化并纳入模型。（3）考察了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的农户的生产行为，探索其安全农产品供给决策的共同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迄今为止，有诸多理论用于解释农户的行为决策过程。E.J.Austin 等（1998）把这些理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前提，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户的决策过程；一类是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户决策的行为过程。众多学者（如：
Gasson，1973；Casebow，1981；Gillmore，1986；Salamon 和Davis‐Brown，1986；Coughenour和Swanson，1988；Salamon，1992；Fairweather 和Keating，1994；Austin et al.，1996）认为纯粹的经济模型不能解释农户行为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借鉴Prabodh Illukpitiya et al.（2004）的分析框架，把农户禀赋、我国农户的生产特征、政府服务、政府规制和农户的心理变量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更全面、细致地考察农户安全农产品供给行为决策。
（一）农户禀赋与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
农户禀赋是指农户的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所拥有的包括天然所有的及后天所获得的资源和能力（孔祥智等，2004）。农户禀赋包括户主禀赋和农户的家庭禀赋。户主作为生产的决策者，其自身禀赋状况直接影响其行为选择。农户的家庭禀赋决定着农户能否进行安全农产品生产所具备的资源状况。户主禀赋诸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已被众多学者所证明。如Hoover 和Witala（1980）在研究Nebraska 地区的农户时发现年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Sureshwaran et al.（1996）和Burton et al.（1999）认为农户在水土保持行为决策时，户主年龄起着显着的作用。国内研究者胡瑞法（1998）也认为，农户户主的年龄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因其行为决策不同而有着或正或负的影响。但关于年龄对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影响，国内研究者还没有得到一致结论。笔者认为，一方面户主年龄越大，思想越保守，越倾向于采用传统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户主年龄越大，环保意识越弱，越缺乏采用安全生产技术的意识。笔者提出待验证的假设1。
H1：农户户主年龄对安全蔬菜生产具有显着的负影响。
Schultz（1964，1975）、Carlson 等（1977）、林毅夫（1994）、刘华周和马康贫（1998）、胡瑞法和黄季焜（1998）发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教育增进了一个人获取、辨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林毅夫，1994）。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户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就农药对环境的影响、除草剂的危害、化肥与粪肥的区别等问题的认识越清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认识越明确，这种认识是否影响农户行为有待统计检验。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2。
H2：农户户主的教育年限对安全蔬菜生产具有显着性影响。
根据我们的调查，笔者发现，农户的种菜年限越长，生产经验越丰富，在安全生产技术采用上越谨慎。蔬菜种植年限对农户生产行为研究国内尚未发现，本研究中作为待验证假设提出。
H 3：种菜年限可能影响农户安全蔬菜生产行为。
在已有相关文献中很少涉及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行为决策的研究。但根据我们的调查，笔者发现家庭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倾向于用手工劳动代替化学投入品。比如，手工除草代替除草剂的使用、人工授粉代替大面积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因此，安全农产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笔者推断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越具备生产安全农产品的资源。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安全农产品生产在大样本下是否具有显着的统计意义有待实证检验。
H4：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越倾向于供给安全农产品。
（二）生产特征与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
Atanu Saha等人（1994）和林毅夫（1994）的研究发现，经营规模越大，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就品种技术而言，速水和拉坦（2000）则认为小农场和大农场都以或快或慢的同等速度采用了现代品种。关于种植规模对安全生产技术的采用影响的研究，周洁红（2006）把种植面积归为农户特征作为一个因子进行了考察，种植面积对安全生产技术采用是否有影响，结论并不明确。王华书和徐翔（2004）认为，播种面积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有显着影响，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农药使用减少。笔者在调查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当地蔬菜种植面积越大的农户越关注蔬菜安全生产方面的信息，比如防虫新技术（寿光的嫁接茄子）的引进、高效低毒农药的采用等。但是由于各地区人均土地占有量不等，对于农户而言，生产规模大小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我们把蔬菜种植面积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蔬菜种植农户生产规模大小的一个指标。基于此，我们给出本文的假设。
H5：生产规模越大，农户越易供给安全蔬菜。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农户的生产模式影响农户安全农产品控制行为（卫龙宝和王恒彦，2004；胡定寰，2006；杨万江，2006），他们的研究蕴涵着一个共同的结论：合作社农户、合同农户、基地农户提供安全农产品的可能性较大，散户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概率较小。但他们的研究或基于定性分析、或局限于小样本的定量分析、或仅对某一类生产模式的农户进行分析，并缺乏统计学检验。在本文中，生产模式对农户行为的影响作为一个待验证的假设提出。
H6：生产模式对安全农产品生产有显着影响。
（三）政府服务与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
通过对山东寿光菜农与河北定州菜农的调研情况对比发现，政府对安全农产品生产的宣传力度越大，农户了解的信息越多，越倾向于供给安全农产品。政府提供的安全生产的培训频率越高，进行安全指导的次数越多，农户越能够掌握安全生产技术。政府宣传可以提高农户对质量安全的认识，安全生产培训和指导可以帮助农户掌握安全生产技术。政府服务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是否显着，有待实证检验。
H7：政府服务对安全蔬菜生产具有显着性影响。
（四）政府规制与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
政府规制作为政府行为的表现，与农户行为有着复杂的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农户的行为决策。政府规制包括政策层面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一些操作层面的具体制度安排。
法律法规如《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工作安全的决定》和一些地方法规对农户农产品的生产活动有强制性的规制作用。
理论上，这些法律法规对农户行为形成一定的约束，使其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安全农产品生产；实际上，这些法律法规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无影响缺乏实证检验。
有关操作层面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和检验检疫制度。严格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健全的检验检疫制度会强化农户安全农产品供给行为，使之最大可能地供给安全农产品。如果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缺失，供给不安全农产品被发现的概率很小，农户将没有向市场提供安全农产品的压力，从而会使其产生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目前政府操作层面的制度安排对农户行为有无影响有待实证检验，由此我们给出本文假设8。
H8：政府规制对蔬菜安全生产有显着影响。
（五）农户态度与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
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已被Festinger（1957）和Ben（1970）等学者所证明。一些学者把心理变量引入农户的决策行为模型。如E.J.Austin 等（1998）、Prabodh Illukpitiya等（2004）把态度引入农户行为决策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态度对农户决策有显着影响。态度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有无明显影响，我们提出待验证的假设9。
H9：安全农产品供给态度影响农户的供给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因为本次调研是专业蔬菜种植的户主，户主大部分是男性，在安全蔬菜供给决策中主要是男性起着决定作用。
三、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选择在蔬菜种植大省山东和河北，主要是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化进程不同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农户行为的差异的假设。调查采用的是判断性抽样（Judgment Sampling）和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相结合，在选择调查地区时采用判断性抽样，调查专业蔬菜种植农户比较集中的地区，对具体地区内农户的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全部问卷都选择一个答案和答案的内在逻辑不一致的样本后，有效问卷276份。部分资料来自2007年4月10日-5月4日期间由笔者带领的调研小组对山东寿光和河北定州菜农所做的访谈，部分数据由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4月中旬到5月中旬学期实习期间进行的入户调查。
（二）研究模型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以农户行为作被解释变量，以农户的家庭禀赋、生产特征、政府服务、政府规制和农户的态度为解释变量。由于被解释变量农户行为只有两种情况，即生产安全农产品或不安全农产品，所以具体方法上采用二元逻辑回归Logistic模型。
其中，H i 代表农户禀赋，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蔬菜种植年限和家庭劳动力数量；Ei表示生产特征，包括生产规模和生产模式；Si指农户感知到的政府服务，包括政府发布的质量安全的信息、提供的安全生产的培训指导；L i表示农户感知到政府规制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包括市场检测机制和法律法规。Ti是态度变量，表示农户愿意生产安全农产品的程度；β0为常数项；i为模型的回归系数；pi是农户供给安全农产品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