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年轻人接受了建议，认真地寻找自我实现，但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压力、竞争、岗位要求及其他他们听闻到的无穷无尽责任的世界上，他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既务实又有意义的事情？老师们极少提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所有年轻人迟早必须要面对的，这样他们才能够做出建构自己人生的选择。
我们的中小学（至少是好一点的学校）是很擅长塑造基本技能的，我们的大学则让年轻人接触大量的想法和知识。所有这些教育的赋予，能够极大地丰富学生的智识生活。但是，当涉及引领学生走向他们能够找到有个人价值感和意义感之路时，很多中小学校和大学的短板就露出来了。大多数学校和大学在它们提供给学生的课程中强调的是专业知识，但学生能用到的很有限。有时，几乎是到了快结业的时候（在学校毕业典礼的短暂时刻），一些著名的领导者在演讲中会鼓励学生去闯荡世界，做出一番伟大的事情。但当到了要把他们专业的学术课程和这些远大的抱负之间做一个连接的时候（例如数学或历史学的知识如何服务于学生想要追求的更远大的目标），差不多都是要学生们自己去面对。如何构建这些连接并不包含在课程表里面，当然也不在老师或教授的职责范围内。
或许对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应当由辅导员或职业咨询顾问提出来，但就这点，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目前还不能支持这样的角色。在当前大多数美国学校里，咨询辅导员的数量跟学生数量的配比还太低，而且在很多大学，想找到职业咨询服务，会把你带向一个学术上很落后的偏远之地。在“学生在学术上学到的东西”和“他们如何找到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职业”这两者之间连接，反倒是被我们当代的学术机构放在优先级最低的事情之列，远在搞点足球活动、邀请名人露面和建设新的宴会厅之后。2
中学跟大学一样，也是很少有老师会花时间跟学生讨论他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更大的意义是什么。这点对于一直倡导和致力于“智力评估”和“批判性提问”的学校来说，是让人感到意外的疏忽。这个“意义的断层”会从学生当前所做的事情上面延伸到他们未来的前途上，学生通常对于他们的课业和他们需要用到的知识技能之间的相关性感觉很困惑。从更广的角度来看，课堂教学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诸如“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类重要问题的可能性是更小的。这类问题对很多教育者来说太空泛了，即使在哲学课上也不例外。但这些问题对于成为一个受过完整教育的人来说却是那么的重要。
超越短视的文化：在社区和媒体
在年轻人同样花时间比较多的“社区”和“吸收流行文化”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年轻人又会受到怎样的指引呢？这是年轻人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赌注”。一些运气好的年轻人会遇到成年人导师，带他们接触到能够激发他们的目标，了解到能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切实可行的方法。还有一些年轻人会从对我们的媒体和教育机构尽力去制作的“对艺术、历史和文学的高质量的演绎”中获益。
但当今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年轻人是处于漂浮的状态，缺乏机会或鼓励，也没有接受上述的文化熏陶，他们将会完全受媒体支配。媒体展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社会当中最粗俗、最轻浮和最功利的一面。任何通过随机浏览推销给年轻人的网站、有线电视节目、畅销书以及音乐，都会产出大量品位低俗的混合产物，多到足够塞满一个仓库。我们当前的大众媒体向年轻人推销的这种方式可以称得上是“奔向底线的竞争”。3
最近整个文化中所涌动的对于目标的关注，本身就发人深省。正如我们在第2章一开始所提到的，古代对于目标的需求已经汇聚在科学和文学中了，4但有关目标的实践在我们的社会上还显得太缺乏，特别是在我们养育和教育孩子方面。当代的作家是不是因为认识到（不管是不是有意识的）我们组织家庭和社会活动的方式已经比较危险了，所以开始关注这个关乎人类繁盛的根本元素？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发声抗议当代文化的衰退（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媒体评论家热衷于扮演这样的角色了），我想要指出的是，年轻人对新文化的适应不会自动发生。成年人必须积极创建一个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环境，设定“约束性”和“激励感”的双重标准。年轻人从他们所接收到的文化讯息上领悟到了“边界”的概念（什么是允许做的，什么是不允许的），以及让人振奋的事例（在寻求个人的成就和满足感时，可以看到确立怎样的目标是有可能性的）。如果想要让年轻人找到积极的人生方向，那么成人社群就必须给年轻人提供一种“社会化学习”的机会。如果我们把这类社会化学习的源头渠道打开，让年轻人试试看，那么一些年轻人就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卓有成效的路径，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迷失，或被文化当中很多腐蚀性的东西所误导。
试想，一位年轻人正在寻求职业道路选择方面的建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学”是严重地没有准备好，不足以提供这样的建议，也很少看到哪个“大学”在这上面有比较多的投入。“父母和亲戚”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有帮助的指点，但他们多数人不是对现在市面上的工作没有足够的了解，就是带有他们个人的倾向性（“你应该来我这个行业工作”），这在年轻的聆听者的心目中，这些大人可能会丧失一些可信度。这样，年轻人就只剩下透过大众传媒的视角观察到的那些东西了。好莱坞呈现给他们的是经过美化的、缺乏深度的职场人士的形象，根本没有展现出对现实世界不同领域实际所面对的“挑战”“机会”以及“回报”的关注。可供年轻人阅读的“书”这方面怎么样呢？2006年在个人理财方面荣登“最畅销书排行榜”的两本书，毫不掩饰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唯一值得人们渴望去追求的职业，就是那些能够带来巨大财富的职业。5其中一本书中讲的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一位老师。书中描述这位老师最终的结局就是——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另一本书更是很直白地声称：“中产阶级不过是他们所属领域里面的平庸之辈，穷人就是在他们领域里面做得比较糟糕的”。6即使是对富豪没有敌意的华尔街日报，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也提出了抗议：“各地的警察和修女可能都很自然会对这样的观点表示愤怒”。7但仅有极少数的年轻人可以像富有经验的书评者那样，有着丰富判断的经验和成熟度。一旦他们吸收了这些信息及类似的文化资讯，他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可供他们选择的职业道路（其中很多职业是对社会很重要的，也是能够给带给追寻这些职业的人深层的满足感的），“都是为失败者准备的”。
这对于那些正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成年初显期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其实不但没有帮助，还是有害的：这个观点根本上就是错的、误导的、让人泄气的。真正有帮助的方法，是能够将年轻人的注意力从短期的、不能带来持续满足感的无关目标（即“空气中的噪音”）上引开，引导他们去追求能够在现在和未来带来个人意义感的目标。从广义上来说，年轻人也需要听到能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民活动的文化讯息。正如我在前面所谈到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太多的年轻人看到了媒体对公务员的报道，从而丧失了对公民和政治的兴趣。
无论是我们的媒体传播，还是政府领导人，一直以来对于“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态度”都缺乏足够的关注。在我们主流的文化当中，无论对学校、媒体还是其他机构来说，都没有把“鼓励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作为高优先级的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重新获得更有远见的、更开明的思考方式。正如在早期时代一位受人尊敬的国际领导人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lds）曾经说过的：“只有保持目光注视在远方的人，才能找到正确的路”。作为成年人，我们有责任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困惑感、愤世嫉俗的感觉越来越强的时刻，有远见地指引年轻的一代人。
超越短视的指引：在家庭里
最近，一位家长给我写了一封邮件，正文如下：
几个月前，有一天早上，我的女儿跑过来跟我说，她看了一部关于买卖人口的纪录片，讲的是年轻女孩们是怎么被贩卖为奴的，她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她听说在很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她就说，她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我说，为什么你不在学校创办一个增强人们这方面意识的项目呢？或许还可以为应对这个问题而进行筹款。我还说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因为你可以把它写出来，放进你的大学申请材料中，对于未来可能进入的大学来说，看起来会觉得你很棒。就在这时她转向我，略带失望地（更别提她的嘲讽了）说，“你说的没错，妈妈，这就是我的全部，不是吗？”我那时候立刻就感到羞愧了，我非常真实地看到了自己，我的行为就是你们在探讨的这个问题的构成因素之一。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它体现出了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为了想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我们硬是把他们所拥有的“对他人幸福的关心”这样一个可能发展为长期目标的事情，变成了短期的、自私自利的目标。
我在此引用这封邮件，并不是因为它让人很震惊，或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反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我在过去几年当中频繁目睹到的“成人跟孩子颠倒过来”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