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将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以杜能（Thünen）、克雷斯塔勒（Christaller）以及勒施（L迸sch）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经济学家Walter Isard 与其他学者一起组织和建立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区域科学”，尝试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不过，区域科学只是一个折中的应用领域，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最准确地讲，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非常先进。虽然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但是这种折中做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第二次将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次努力的执行者是“新城市经济学”研究。新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是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他们建立了一个与杜能（Thünen）的研究相似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在这个城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口不得不每天乘车去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商业区。这个模型的问题是同时决定中心商务区周围的土地使用情况和地租。通常来讲，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决定一条均衡的出价竞租曲线，它是与中心的距离的函数。这些模型与杜能的研究具有同样的缺陷，模型只提到有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此外，现实世界中的城市发展，使单中心城市模型已经不再是对现实合情合理的近似，所以这些新模型就显得漏洞百出（克鲁格曼，2000）。
Krugman 在评述空间概念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时，将区域科学和新城市经济学评价为建立空间经济学的“两次失败的努力”。不过，尽管这些研究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它们为将空间概念引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而进行的努力仍然值得尊敬。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这些失败而停滞不前。相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流经济学家Krugman 终于寻找到建立包含递增收益和垄断竞争假设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方法，并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3）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是由Paul Krugman（1991）在20世纪90年代开创的分析框架，其主要研究目的是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对地理空间上各种各样的经济集中现象作出解释，现在已经成长为空间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的分支。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同时考虑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在塑造一个经济体的地理结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依据根本性的微观决策来对这些力量作出解释。“向心力”包括企业间的前后向联系、密集的市场、知识溢出和其他纯外部经济性，“离心力”则包括不可移动的要素、地租和交通、拥挤以及其他纯外部不经济性。Fujita&； Krugman（2004）指出，新经济地理学有四个核心概念：“一般均衡建模”；“递增收益”，说明单个生产商与工厂的不可分割性；“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和顾客的移动性”。
经济地理学的早期新古典理论与区域科学的明显失败之处，是它们对完全竞争和收益不变假设的坚持，导致它们过于强调经济活动的可分割性，进而导致它们过于忽视了集聚作为一种塑造经济地形的力量的作用。
Krugman 模型作为一种空间分析方法的价值和原创性在于，它使用垄断竞争和企业内部的规模收益递增来明确地表达问题。而至少部分根植于垄断竞争的集聚概念，与当今许多产业的现实情况吻合得很好（Scott，2004）。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并不是新古典的，因为它放弃了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但是，由于坚持了方法个人主义、完全信息、个体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并且聚焦于社会非嵌入性交易关系，因而新经济地理学与主流经济学具有很强的亲密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者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Icebergs”运输模型、演进思想和计算机为基本建模工具，构建了“核心-边缘”、“城市系统”和“国际”三个基本模型。这些基本模型强烈依赖于特定形式的效用和生产函数以及运输技术等，最近的拓展则是在此基础上尝试使用替代的函数形式和技术假设（Fujita &； Mori，2005）。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具有以下独特的思维和方法，一是认为初期条件的状态对今后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二是表示区域、城市和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运动方程式是非线性数学模式；三是认为看上去混乱的经济运动，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会表现出某种秩序，即认为经济空间变化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四是认为经济实物的运动规律在某时间会出现突变现象。新经济地理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集聚力和分散力是否是决定所有空间问题的关键值得商榷；二是目前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层次，缺乏实际操作性和预测性（张文忠，2003）。
2.制度和社会传统
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思想至少在三个方面与标准经济学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着名思想是，市场是社会建构的，经济行为嵌入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因此，经济结果受到相关性、信任、合作等网络属性的影响。其次，与标准经济学中的理性参与者假设不同，演化和认知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的行为传统认为，不同行动者网络的合理性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行为和决策制定模式。第三，从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再发现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经济被各种持久性的集体力量所塑造，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机械系统或者个体偏好的集合。这些力量包括正式制度如规则、法律和组织等，以及非正式或隐性的制度如个体习惯、群体惯例、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等（Amin，1999）。
上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等学术思想在研究主题、方法论以及本体论等方面，都对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演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制度-社会”视角主要关注的，不是将行为者的选择视为解决预先定义问题的有效方式，而是将合法性与内涵赋予这些选择的认知和规范性框架（Staber，1998）。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包括“制度”、“文化”以及“关系”等在内的重要“转向”。这些研究取向上的转变，对经济地理学框架内的“产业集群”、“产业区”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理论意义。
（1）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
经济地理学中制度主义或制度转向的发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些学者对区域经济复兴现象（如意大利产业区）的研究。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转向才真正得到确立。经济地理学者主要利用了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重要见解：经济活动受到社会情境的塑造；经济活动受到路径依赖的塑造。首先，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它们通过一系列的习惯、实践和惯例将“经济”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层次上，制度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塑造和影响经济行动者行为的非正式习俗与规范。不过，经济地理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制度形式，即支持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开发机构、商业协会、地方当局等。其次，经济发展过程又是路径依赖的。路径依赖是指作为过去决策的结果，企业、技术和地域的演化路径形成了某些特定的发展轨迹。这种路径依赖通常会缩小可能性和选择的范围（Cumbers、MacKinnon &； McMaster，2003）。
经济地理学中“制度转向”的出现，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经济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法国“调节”理论，特别是调节理论对“社会调节模式”的强调；经济地理学界对“社会-文化”作用认识的提高；“制度主义”思想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发展；过去二十多年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生的巨变（Martin，2000）。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地理学者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实际上，对地理学制度转向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来源为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制度主义”
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快速复兴的产物。它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求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逻辑”的传统，但在分析视角上，却以更加广阔的胸怀从多种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最新发展中寻求思想源泉，它不仅致力于研究特定的制度及其在塑造和管制资本主义空间动态中的作用，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思考空间经济及其演化的方法（李小建，苗长虹，2004）。
根据杨友仁（2004）对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相关研究主题的总结，“制度转向”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产业集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探究制度变迁如何“地理”地产生差异。“地方体制”在不同地方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与本地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相互强化会产生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这种路径依赖很可能造成地区的“锁定”，使一个地方性的制度体系在新环境中失去激励创新的作用。当现有制度结构不适应本地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制度调整既可能在新旧制度之间，也可能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经济地理学者要探究的是本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和机制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解释本地化的技术变迁与技术学习的动力因素。某些地方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例如开放的企业文化、支援机构、研发导向的大学以及本地金融体系等）被视为对技术创新和学习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经济地理学者希望能够解释本地化技术创新、学习与扩散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制度动力通常被认为最有可能在区域尺度上发挥作用。
分析区域与地方经济体的宏观社会调节与治理结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调节理论的分析架构而言，重点是要考察区域中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模式、厂商间连结、劳动关系，以及辅助性的制度和政治过程如何调控地域经济的发展。
关注本地制度稠密性（institutional thickness）的发展过程。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制度稠密性”的概念，试图掌握不同区域之间体制的发展差异。
这里的制度稠密性是一种社会化过程，支持并刺激一种扩散了的企业家精神与发展意识，以及一系列经营管理、组织实践的模式。这种制度取向的问题意识在于，地理不均衡的发展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被这种制度化结构过程所塑造或中介。
（2）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许多学者就已经认识到经济活动受到其发生所在的以及企业经营所处的特定情境的影响和塑造。英国学者Massey、Thrift和Amin等，美国“加利福尼亚”学派，全球生产网络的“曼彻斯特”学派，以及德国学者Bathlet、Glückler等，拒绝接受将传统上经济地理学概念化为忽视经济活动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的一种空间科学的思想，并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和观点先后对经济地理学重新进行了概念化。如果说“制度转向”代表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与核心思想中出现的一种转变趋势，那么必须明确的是，它仅是众多类似理论反思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些理论反思与调整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即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视角”或者“关系转向”。
Bathlet &； Glückler（2003）以德国经济地理学研究为例，阐释了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中出现的显着变化。
第一，空间概念。区域科学或者空间分析将空间视为限制和决定经济行动的容器，是可以独立于经济活动之外被理论化和描述的单独实体。而关系视角则认为经济行动改造了未来经济活动的本地化材料和制度条件，这意味着经济行动者本身创造了自己的区域环境。在关系视角中，空间既不被当作经济活动的解释变量，也不被视为是与经济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相隔离的单独的研究对象。或者换句话说，关系视角的使用空间只作为考察经济现象的基础，其空间本身并不是知识的客体。关系视角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寻求识别空间规律，而在于解释本地化经济过程及其后果。
第二，知识客体（或研究对象）。相比于空间科学，“空间经济”、“空间系统”或者“空间类别”不是关系经济地理学研究设计的核心，经济行动以及经济互动才是其分析中核心的知识客体。因此，任何“关系”经济地理研究，都基于对经济行为者的战略与意图的理解以及对行为者及其行为模式总体的认识。经济行动被认为嵌入于社会（和经济）关系结构之中，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情境特定的过程。“关系”经济地理学因此聚焦于诸如制度性学习、创造性互动、经济创新以及组织间沟通等过程，并且通过地理“透镜”而不是通过揭示空间规律与结构来探究这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