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分析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识别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多元化模式，本章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首先，回顾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研究脉络，把产业集群研究分为三个学派，并把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其次，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学派和制度学派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研究成果，认为已有研究强调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共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产业集群与集群企业的演进所表现出来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多样性的一面。再次，分析了演进学派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研究成果，认为目前演进学派的研究还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最后，对本章研究进行小结。
2.1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脉络概述
2.1.1产业集群研究的三个学派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凸显出一些成功地战胜经济衰退的“经济之星”，包括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地区以及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从产业来看，这些地区不仅包括高科技产业，也涵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量中小企业聚集，即产业集群化发展（王缉慈，2001）。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理论研究上，工业区位理论先驱Weber对工业积聚的研究就表明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大量企业积聚的主要动因是降低由于距离而带来的交通成本。马歇尔（1925）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产业积聚现象，并将产业集群优势归纳为三点：本地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非贸易性支持体系以及技术溢出（Krugman，1991）。认为这三点促进了产业的集群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随着学者对意大利产业集群、美国硅谷产业集群、德国巴登-符腾堡产业集群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和理论归纳，形成了众多的理论研究成果。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存在两大主流学派，即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 school）和新经济地理学派（new economic geography school）。制度学派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地理背景的学者组成，认为产业在某一特定区域集群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区域之中特殊的制度背景（Gertler，1995），与之不同，新经济地理学派则由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组成，认为产业在某一区域积聚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Krgman，1991）。Boschma和Frenken（2006）指出这两大学派存在两个显着的差异。第一，研究方法的差异。制度学派并不强调正式模型，他们通常使用归纳性的案例研究方法，分析“现实的空间”（real places）的特征；与之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派则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强调基于“中性空间”（neutral spaces）的正式模型、代表性主体和均衡分析，并不强调甚至反对案例研究方法。第二，对主体经济行为假设的差异。制度学派通常都假设经济行为受到规则约束，行为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其决策依赖于当地的制度框架；而新经济地理学派则基于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假设，通常都忽略制度对主体行为的影响。正如Krugman所说，区域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应该交给社会学家来研究，而不是经济地理学者来研究（Martin，1999）。
基于这两大学派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进一步对产业集群研究框架进行了深入归纳，其中Gordon和McCann（2000）、Newlands（2003）的综述比较具有代表性。
虽然演进经济学由于Nelson和Winter（1982）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而引起众多学者持续的关注，并开始以演化视角来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但直到十多年前，一些经济地理学者才开始引入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区域产业集群的演进，并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研究的演进学派（Martin和Sunley，2006）。与新经济地理学派和制度学派不同，产业集群研究的演进学派认为企业与产业在特定区域积聚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或者是基于特定区域的制度特征来决定的。演进学派与以上两个学派的区别在两个方面（Boschma和Frenken，2006）。从研究方法来看，演进学派吸收了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法，例如案例研究、调查、经济计量和理论模型推导等。从主体的行为假设来看，与新经济地理学派不同，演化学派认为经济主体并非完全理性，产业在特定空间的积聚也并非是简单的交通成本的降低；与制度学派不同，演化学派认为产业积聚并非单纯的起因于不同区域的制度差异，而是起因于不同区域之中的企业和产业的差异化历史背景，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路径依赖性。
2.1.2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的两个阶段
集群企业成长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集群企业依托产业集群网络实现企业成长的机制问题，即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那么，集群企业网络为集群企业提供了什么样的有价值资源？集群企业又是凭借什么样的网络来获得这些有价值的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
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的两个阶段。两个主流学派都假设存在一个典型的代表性集群企业，这一代表性集群企业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所赋予的无差异网络模式获得相同的“集群共享性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Boschma和Frenken，2006）。这种共享性资源是指存在于产业集群内部而非集群企业外部，为整体集群所特有而又不被群内任何单体企业所独占，为集群企业所共享却对集群外部企业具有排他性的一类具备获取李嘉图租金特性的异质性资源（Molina-Morales，2001；转引自耿帅，2005）。所以，只要企业位于集群之中（be there），企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利用产业集群网络来获得这种共享性资源（Gertler，1995、2003），从而实现企业成长。
因此，新经济地理学派和制度学派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是依托产业集群的研究框架自上而下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进行的研究，强调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中共性的一面，所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之间在网络模式及其所带来的成长性（或者绩效，或者竞争优势）上的差异，在分析逻辑上强调了区域产业环境的无差异性、集群企业的同质性和集群企业网络模式的外生性。事实上，不同的集群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的网络化成长模式与不同的成长性，即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多样性的一面，而这是主流分析框架难以进行有效解释的。
对此，一些学者开始从演进视角分析集群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多样化的网络化成长模式，即演进学派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在差异化的区域产业环境中，异质性的集群企业凭借多样化的网络模式获得不同的网络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从经济演化的视角来看，不同的集群企业面临着差异化的利基市场；集群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由于路径依赖而表现出异质性的内部能力。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影响了集群企业的网络模式的选择行为，从而形成差异化的网络化成长模式。总的来看，这一类研究认为，集群企业面临着差异化的产业环境与异质性的内部能力，并依托差异化的网络模式获得不同的网络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但总的来说，演进学派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还相对比较少，相应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下面，本书分别对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详细论述。
2.2主流学派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文献述评
Gordon和McCann（2000）、Newlands（2003）对新经济地理学派和制度学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文献研究。其中，Gordon和McCann（2000）将产业集群研究理论归纳为三个经典模型，分别是古典纯积聚模型、产业综合体模型和社会网络模型。古典纯积聚模型是典型的马歇尔式产业集群所表现出来的优势，这一模型认为，积聚在一起的企业通过自然积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优势。产业综合体模型认为，以空间积聚为特征的投入产出系统的精密设计可以降低企业间交易所带来的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社会网络模型认为，本地社会网络包括人际关系、信任和制度化的规范，促进了集群企业间隐性知识的开发与转移，有利于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在社会网络模型中，非贸易性依赖关系，即企业间的社会关系，是理论研究的重点。在这三个模型中，古典纯积聚模型中的外部规模经济以及产业综合体模型都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派的研究框架；古典纯积聚模型中的知识溢出优势和社会网络模型则来自制度学派的研究框架。
Newlands（2003）把产业集群研究框架分为来自马歇尔的标准积聚理论、来自加利福尼亚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基于信任和非贸易性依赖的弹性专精学派以及来自GREMI 小组的创新环境学派。来自马歇尔的标准积聚理论与Gordon和McCann（2000）所说的古典纯积聚模型类似，认为集群的优势在于集群中的外部经济性，包括成本的外部经济和知识的外部经济，前者即Krugman（1991）所强调的外部规模经济，后者即知识溢出模型。来自加利福尼亚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强调集群企业之间的贸易性依赖对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在这里，贸易性依赖是指集群企业之间在投入和产出上关联所形成的相互依赖性。所以，这一学派与Gordon和McCann（2000）所说的产业综合体模型类似。基于信任和非贸易性依赖的弹性专精学派的观点来自学者对第三意大利和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地区所表现出来的中小企业集群优势的观察（Brusco，1982；Piore和Sabel，1984）。这一学派认为，信任和非贸易性依赖是产业集群的典型特征。其中，非贸易性依赖是指集群企业之间在社会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性（Storper，1995、1997）。来自GREMI小组的创新环境学派则强调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溢出和集体学习。弹性专精学派和创新环境学派与Gordon和McCann（2000）所说的社会网络模型类似。
Gordon和McCann（2000）、Newlands（2003）对产业集群的综述性研究都表明产业集群中的贸易性依赖和非贸易性依赖关系，即本地的商业和社会网络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但过度地强调地理邻近却带来了本地套牢问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跨区域资源整合对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Boschma（2005）、Torre和Rallet（2005）认为地理邻近既不是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相反，跨区域资源整合对产业集群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产生了跨区域资源整合研究框架。
因此，基于Gordon和McCann（2000）、Newlands（2003）的文献回顾，本书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派和制度学派对产业集群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成本降低框架、知识溢出框架、集体学习框架和跨区域资源整合框架。下面，本书将进一步分析这四个产业集群研究的分析框架及其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的研究成果。
2.2.1成本降低框架下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
正如前文所说，Weber首先提出地理上积聚的企业可以通过稳定的纵向交易降低交通成本的观点。后来很多学者沿着这一生产系统的思路拓展了Weber 的思想，把这种与距离相关的交通成本拓展到沟通成本以及物流成本。这种基于物流成本降低的积聚模型进一步被归纳为产业综合体模型（Gordon和McCann，2000）。但是，这一理论构思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因为随着现代通信和物流技术的发展，集群企业的物流成本优势将会降低，按照物流成本降低优势的逻辑来看，这就意味着集群企业的优势也会降低，产业集群也会随之消失，但是，现实中产业集群现象却一直在持续（Storper和Venables，2002），这就意味着集群企业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