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集体学习框架下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
Camagni（1991）较早地开始关注集群中的集体学习，认为集体学习是指“一个集体性知识积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享的规则和程序促进了解决问题的共同行动”（Cappello，1999），其中，关系的和非关系的机制是本地企业建立本地共享的语言系统和对外部信息的解码（transcoding）系统以实现集体学习的关键。其中，关系性机制是企业之间通过正式的合作（即供应链上的联系）以及本地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包括企业衍生）；非关系性机制是指集群企业通过反向工程来模仿本地其他企业的产品。Cappello（1999）认为，产业集群中的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的差别在于集体学习的持续性（continuity）和互动性（interactive），具体见表2-1。所谓持续性，是指集群企业在持续性的知识创造，而不仅仅是静态的一次创新；所谓互动性，是指集群中的企业在知识创造过程中需要集群企业通过各种关系与网络伙伴进行互动，以实现知识的综合、生产与传递。那么，什么是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集群企业实现集体学习的网络基础是什么？
1.集体学习
知识溢出与集体学习都是一种学习，从学习的实现基础来看，与知识溢出类似，集体学习的实现需要双方具备一定程度的共享性知识基础。例如，Keeble和Wikinson（1999）就指出，集体学习是“创造与发展出共享的知识基础，通过这一知识基础，集群企业之间可以共同解决生产中所面临的技术和组织协调问题”。
从学习的实现途径来看，集体学习是比知识溢出更大的概念，不仅包括被动的知识溢出，更强调企业之间主动的学习。Schmitz（1997、1999）提出的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模型根据学习的主动性程度将集群企业的优势分为基于社会网络的外部经济性和基于合作网络的共同行动。外部经济性，即被动的集体效率，意味着企业无需努力就可以获得，包括技术溢出、共享市场信息、共享劳动力市场等；共同行动，也称为主动的集体效率，是指企业与集群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带来的集体行动的优势，包括知识的共享、品牌的共建等。Bernardy（1999）对法国Grenoble高科技产业集群、Keeble 等（1999）以及Lawson和Lorenz（1999）对剑桥高科技产业集群、Longhi（1999）对Sophia-Antipolis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溢出优势仅仅是集体学习一种被动的表现，而企业与集群中其他组织之间主动的合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即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强关系促使双方主动地学习，从而实现知识转移。因此，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基于集体学习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理论不仅强调被动地接受知识溢出，还强调通过主动的合作进行学习。
2.集体学习的网络基础
从学习的网络基础来看，知识溢出强调企业之间基于面对面交往的社会网络，而集体学习在强调集群企业社会网络的基础上，更强调企业与集群中其他组织之间正式的商业网络，认为这种稳定的商业网络（即强关系）可以保证集群企业有效接近和动员合作伙伴的隐性，从而获得共同成长。企业网络理论认为，强关系可以促进不同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惯例的形成，从而有利于不同企业之间的隐性知识共享（Uzzi，1996、1997；Dyer和Singh，1998）。Knorringa（1999）、Nadvi（1999）、Rabellotti（1999）以及Schmitz（1999）等学者对印度Agra鞋业企业集群、巴基斯坦Sialkot医疗器械企业集群、墨西哥Guadalajara 鞋业企业集群、巴西Sinos 鞋业企业集群的深入案例研究表明：在应对全球竞争压力时，集群企业开始有选择地与一些相关企业、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协会等主体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能够有效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集群企业表现出更高的企业绩效。Schmitz（2000）进一步强调集群企业与其他组织（包括企业和非企业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是集群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基于集体学习框架，Capello和Faggian（2005）进一步提出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的概念，认为集群企业的关系资本包括本地化能力和本地网络。其中，本地化能力是企业有效吸收本地知识的能力；本地网络包括本地劳动力获取（所带来的人际网络）、与本地客户和供应商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及企业衍生。基于意大利三个产业集群中共217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Capello和Faggian（2005）研究发现，本地的劳动力获取以及与上下游的合作关系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促进了企业成长。
因此，集体学习是比知识溢出更大的概念，更加强调集群企业与本地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使得集群企业可以有效地建立信任，从而实现双方隐性知识的转移。具体来说，基于集体学习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理论逻辑如下：本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促使产业集群中各个主体之间建立了密集的本地社会网络，从而有利于知识溢出；本地社会网络使得企业之间更容易地建立商业网络，从而有利于企业之间隐性知识的转移；知识溢出和合作创新进一步强化了本地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集体学习作为隔离机制使得集群外部的企业难以获得本地知识转移。
在集体学习框架下，集群企业的性质是知识的集合体，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实质是利用本地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实现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转移和创造。
但是，集体学习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即难以解决集群企业知识的本地套牢问题。在集体学习框架下，集群企业通过本地网络和集体学习使得集群企业更容易接受本地的知识，并导致集群企业在技术和市场知识获取方面的路径依赖问题。因此，过度的本地学习也会使得集群企业被套牢在本地，难以有效应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环境的变动。对此，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跨区域网络对企业成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跨区域资源整合框架。
本书将进一步分析跨区域资源整合框架下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
2.2.4跨区域资源整合框架下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
基于集体学习，集群企业会形成特有的本地化能力（localized capability），从而可以更好地通过本地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来吸收本地集群特有和企业特有的知识（Maskell和Malmberg，1999a，1999b）。但是，这种本地化的吸收能力也会使得集群企业被套牢于本地，从而难以有效吸收集群外部的新知识，难以有效利用外部的新资源（Lawson和Lorenz，1999）。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集群企业的跨区域网络，认为跨区域网络对于集群企业整合集群外部的互补资源，促进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集群企业跨区域网络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什么是集群企业的跨区域资源整合？集群企业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的网络基础是什么？
1.跨区域资源整合
尽管Camagni（1991）很早就指出集群企业与集群外部的关系对于集群企业的创新和成长的重要价值，但是后来的学者将更多的研究精力放在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与集体学习方面。这些研究没有深入集群企业与集群外部组织的关系，或者简单地认为集群企业与外部组织仅仅是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Bathelt、Malmberg和Maskell，2002）。例如，Scott（1998）指出，集群企业成长需要集群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支持，但是没有对集群企业的外部关系进行深入的论述。但在现实中，很少有案例能够证明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优于跨区域网络。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缺乏了跨区域网络往往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落（Lazerson和Lorenzoni，1999）；跨区域网络对于集群企业提升竞争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发达国家集群企业的成长经验，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集群企业的跨区域网络，认为集群企业应系统构建与集群外部企业和非企业组织的关系网络来获得外部市场和技术发展的相关知识，从而为集群企业创新注入动力。遵循Burt（1992）的结构洞思想，Breschi和Lissoni（2001），Bresnahan、Gambardella和Saxenian（2001），Bathelt、Malmberg和Maskell（2002），Owen-Smith和Powell（2002）以及Maskell、Bathelt和Malmberg（2005）等研究认为，通过跨区域网络集群企业可以获得集群外部的新知识，有效防止套牢，从而实现集群企业成长。
基于理论演绎方法，Breschi和Lissoni（2001）认为不同企业基于紧密互动会形成“实践团体”或者“认知团体（epistemic communities）”，团体中的不同企业具有较高的关系信任和认知邻近，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但是这种团体的存在并不需要以地理邻近为前提，这也可以说明现实中很多集群企业拥有集群外部的对企业成长至关重要的生产网络。基于对世界各地多个产业集群的对比研究，Bresnahan、Gambardella和Saxenian（2001）认为集群企业的成长需要建立地理上开放的网络，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接触新的技术领域，从而实现集群企业成长与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基于对波士顿生物科技产业的研究，Owen-Smith和Powell（2002）发现尽管在本地网络中知识溢出要比跨区域溢出有效率，而决定性的、非累积的知识流动通常由“跨区域管道”来传播，而不是通过非直接的、自发的“本地广播”来传播。Bathelt，Malmberg和Maskell（2002）进一步构建了“本地信息场-全球管道（localbuzz-global pipeline）”模型，认为集群企业不仅通过本地信息场获取资源，同时还需要通过全球管道来获得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
基于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成长的经验，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集群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可以摆脱对本地企业的过度依赖，防止过度嵌入所带来的套牢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吸收产业集群外部的知识与资源，实现集群企业的升级（Bair和Gereffi，2001；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5；Humphrey和Schmitz，2000、2002、2004；Schmitz和Knorringa，2000；Schmitz，2004）。在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Gereffi、Humphrey和Schmitz等学者逐步建立起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分配（UNIO，2002；转引自张辉，2004）。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知识储备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都十分强调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跨区域网络对企业成长的重要作用，认为跨区域网络是集群企业获得外部资源来实现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全球价值链分为采购商主导的价值链和生产商主导的价值链。对于起步较晚、基础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来说，有效地嵌入全球价值，接近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可以为集群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成长资源以及更高的生产附加值，以利于企业成长（Gereffi，1999；Gereffi和Memedovic，2003；Humphrey和Schmitz，2004；文嫮和曾刚，2005）。
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成长经验都表明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有利于集群企业识别、获得和利用集群外部的互补资源，克服本地套牢以实现企业成长。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集群企业应该构建什么样的跨区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