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在整党过程中，浙江省坚持中央提出的“不走过场”。但这种不走过场不是建立在“文革”及以前的那种人人过关、自我批判的基础上的，而是把整党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求实创新结合起来。要求各单位，一面学习整党文件，提高认识，对照检查；一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领导工作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省委常委和副省长按照集体议定的开创全省工作新局面中的9个重大问题，自己认题，分头调查，边整边改。
各部门的150多名领导干部，也分别带领1400余名干部组成的100多个调查组，下去调查本部门业务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制订整改方案。1984年4月26日至5月2日，省委常委在学习、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召开扩大会议，王芳代表省委作整党对照检查。从清“左”、破满、唯实、创新四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浙江的整党经验得到中央的肯定。这一年7月21日的《人民日报》以《浙江省委对照检查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工作指导思想》为题进行报道。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按语中说：浙江省委常委在对照检查中，提出“系统清‘左’，不断破满，勇于唯实，大胆创新”，作为浙江省今后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说明他们通过整党，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这四句话，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党委、党组织也可作为借鉴。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各市、地、县及全省范围的整党，都贯彻了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思路。“整党总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改革，促进经济，促进党风的根本好转，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农村基层进行的整党工作，省委坚持从实际出发，着重纠正部分农村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挪用拖欠公款、滥占耕地建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不正之风。但对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也注意把握政策，省委整党办公室和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还专门发了《慎重对待乡镇企业经济活动中的有关政策性问题的通知》，要求划清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正当交往与不正之风的界限，受到各级干部和农村基层的欢迎。整党没有使浙江的干部队伍发生波动，而是使整个干部队伍展现出了新的风貌。
这次整党，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后，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一次进一步的拨乱反正。浙江省委及各级党组织严格按照中央的《决定》和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部署进行，全省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都取得进步。最大的收获是进一步端正、明确了当时全省工作的指导思想，即“系统清‘左’，不断破满，勇于唯实，大胆创新”。这次整党是对浙江党员干部队伍的清理整顿，也是一次思想和政治上的解放，为新时期浙江的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整党中体现出的将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提出的破满、唯实、创新的思想，形成了浙江干部队伍建设的宝贵传统，贡献了浙江干部队伍建设的珍贵经验。
二、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建设富于主体活力的干部队伍
思想政治路线确实之后，能否建设一支富于主体活力的干部队伍，就成为决定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当时这个转移面临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干部问题。一方面干部断层严重，年龄老化、青黄不接。另一方面多数干部熟悉政治斗争，而不谙经济建设，对新形势新任务准备不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召开的三年多时间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经过反复酝酿，集思广益，逐步完整地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一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指导方针。可以这样说，干部“四化”方针的提出是一个切入点和抓手，由此启动了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制度改革的车轮。
（一）打破终身制，富于活力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前台
在干部领导职务问题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我们党在1949年以后，事实上形成了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干部任职不受年龄、健康、任期的限制，这一点带来的负面效果在拨乱反正，一大批老干部恢复职务之后，更是明显地表现出来。1981年陈云对于当时干部队伍老龄化的状况说：“现在各部也好，各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真正能做工作的，三几个人。”大量老干部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
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当时的情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个时期，即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健在的还有250万人。其中已经离休退休的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还留在工作岗位上。各级领导班子老化，不适应新情况新问题，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在浙江，粉碎“四人帮”后调整的领导班子，以老干部为核心和主体，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政治坚定，经验丰富，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肃清其流毒，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带领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现状与新时期党的任务之间一些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当时“突出的有三个矛盾：一是各级领导班子的政治水平、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与四化建设要求不适应；二是领导班子‘老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三是机构重叠，干部结构不合理，行政人员大大超编，工作效率低。”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存在着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专业知识偏少、结构不合理以及职数偏多的问题。
建立干部的离退休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1982年2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同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发布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的通知》，干部离退休制度具体化。这两个文件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又把离职休养和退休制度正式写入党章。
顾问委员会制度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大之前，中央开始酝酿顾问委员会制度。小平同志这样定位顾问会员会的设立：“顾问委员会，应当说是我们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向退休制的过渡。”在改革开放初期，顾问委员会成为既推进干部“四化”，又妥善解决老同志的“又退又用”的一种创造性举措。
浙江在干部新老交替问题上，一方面，贯彻中央精神，铁瑛、李丰平等一大批恢复工作时间并不长的老同志率先垂范，带头退下来；另一方面，退下来的老同志又能积极发挥作用，扶持年轻干部，利用顾问委员会等平台，广泛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而浙江省在尊重、关心、照顾老干部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使众多老干部能够安心离开岗位，从容发挥余热。省委认真贯彻中央的决定和国务院的通知，严格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并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离退休干部，使他们老有所为，安度晚年。省委反复强调：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同时，一定要妥善地做好老干部工作，使那些年老体弱、不能担负繁重日常工作的老干部高兴地退居二、三线。对于已经离休、退休的老干部，一定要安排好、照顾好，使他们延年益寿，安度晚年，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省委决定加强老干部工作机构，将省委组织部的老干部处分离出来，单独组建省委老干部局，作为省委管理、指导全省老干部工作的工作部门，同时又是为省委管理的离休老干部服务的工作机构。1982年8月，浙江省委老干部局成立。此后，各市地县委老干部局也相继建立。1983年12月，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选举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任主任。各市地和部分省级部委办厅局也设立了顾问，充分发挥顾问委员会和顾问在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作用。1982-1988年，全省有3万多名老干部按规定离休退休。
在老干部问题上，体现出的尊重干部、关心干部也成为浙江干部建设的一个重要传统。
浙江实现干部新老交替最集中的是1982年开始的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是全国范围内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一次集中措施。浙江也通过这次机构改革，实现了一次干部大规模的新老交替。浙江省的机构改革，省级从1982年10月开始，到1983年3月结束；市级的1983年2月开始，至10月结束。在这次机构改革中，集中离退了一大批干部。广大老干部识大体、顾大局，积极配合党组织做好领导班子调整工作。有许多老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主动让位。以地市一级领导班子为例，就有120名老干部主动退出第一线，其中69人是年龄还未到的50多岁的同志。他们在主动让位的同时，还认真负责地向组织推荐优秀人才，有许多老同志还参加了考察干部的工作。
在新班子建立后，许多老同志对新上来的同志认真进行传帮带，真正做到了“扶上马，送一程”。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全省对从地市领导岗位退下来的130位老干部和省级部委办厅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700多位干部，都作了妥善安排。他们中多数全退，少数以半退为过渡。这次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之初干部新老交替的一个缩影。打破干部任职的终身制，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为浙江在干部队伍建设中贯彻“四化”方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坚持“四化”方针，提升干部队伍主体性干部、干部队伍是否能胜任事业的需要，取决于干部的主体能力，取决于干部的主体性水平。而干部主体性水平的程度又是由干部的综合素质状况决定的，其政治思想觉悟、身体年龄状况、科学人文知识、对所担任的领导岗位的专业水平掌握等等是干部主体性的主要构成要素。正是按照干部-干部主体性-干部综合素质的这一内在逻辑，党的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且要求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方针正式进入党的基础文献，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
30年来，浙江按照干部“四化”方针，以提升干部队伍的主体性为维度，不断探索，扎实推进，使浙江的干部队伍结构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进“四化”方针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降年龄、升文化上。1980年1月，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对1980到1982年的干部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硬指标”，即“从现在起，就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争取在三年内，县一级的领导班子配备二三名35岁至45岁左右的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地、市一级选拔三四名四五十岁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有的要担任一把手；做到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年富力强的干部占大多数。”经过对用人标准、用人观念和选拔方法的改革，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开始取得突破，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状况得到改善。到1981年底，全省县（市）委常委的平均年龄下降到49.1岁，比上半年下降了1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达到20人，比1979年增加9人，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1.9%上升到3.45%。正副县（市）长的平均年龄下降到46.8岁，具有大专文化的干部达到占10.79%。总体上，干部队伍年龄明显下降，由初中及小学文化程度干部当家的局面也初步得到改变。
1982年开始的机构改革，进一步使干部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1982年10月到1983年3月，对省、地两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省级部委办厅局和地（市）领导班子组成人员，由原来的629人减少到468人，其中新进的240人，占51.3%；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7.5岁降为49.7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14.3%提高到45.3%。据统计，1983年到1988年，全省有8000多名优秀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处）级以上各级领导岗位。当时主持浙江机构改革的王芳同志后来回忆：浙江长期以来的干部队伍“一潭死水”，尤其是县以上领导干部年龄老化、知识老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平均年龄是54岁多，地市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是57.1岁。经过机构改革，10个地市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为47岁，比原来下降10.1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原来的4.9%提高到56.9%。可见，经过机构改革，在两年的时间内，县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年龄下降了10岁左右，这确实是相当大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