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现代价值论的比较美学仍偏重于解释世界,也许,学者只能担当这样的使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来理解,现代价值论的美学比较的根本价值,还在于“改造世界”。如果从美学建构力图改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一点而言,我们必须回到儒家美学的价值观念的理论反思上来。只有把现代比较美学的价值观念和儒家的美学价值观念统一起来,中国现代人的美学价值观念才会真正扬弃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面,最终确立走向未来的审美解放道路,这是比较美学的现实意义所在。
1.3.3文明生活的历史根基与中国价值论美学的民族性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交往对话”,强调价值论的比较美学立场,是为了在人类文明生活中,确立民族美学思想的独创价值。由于每个民族都对美有所贡献,这就需要综合各民族的价值论美学思想与审美创造经验。
应该承认,在各民族的审美创造中,皆有自己的美丽心智成果,自然,我们应该重视其他民族的心灵智慧,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有的美感思想体验,可能因为太熟悉而失去了创造力,这就需要吸取其他民族的自由心灵智慧。在其他民族的审美创造中,可以发现,有的强调自由,有的强调宗教,有的强调狂欢,有的强调生命的自由力量。我们也要重估本民族的审美价值传统,应该承认,我们很容易被时代的审美取向迷惑双眼,往往过于在乎时代性的美学思想取向,缺乏纵深性与超越性历史思想视野。
例如,此前的李泽厚的美学,当前的后现代美学或审美文化或自然审美观念,皆处于极为时尚的美学思想影响中,故而,重估传统或回到原初,就显得相当重要。
我们的审美思想价值传统从哪里来?在我看来,就是要重估先秦经典的思想价值,当然,还要重估艺术经典作品的价值,但是,与形象的价值创造相比,在价值论美学中,思想价值的创造显得更为重要。基于此,深入解读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就显得极为重要,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要重新解读《周易》、《道德经》、《尚书》、《论语》、《庄子》、《孟子》和《礼记》。在悠久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可能还有许多重要的经典需要阅读,但是,我更重视这七部书,因为它们从理想与道德思想创造上,规范和奠定了中国思想的优秀传统。《周易》解决了什么?从易传意义上说,《周易》,解决了君子自省与天地德性之关系问题;《道德经》,则让圣人的理想与道德生命的诗意展开获得了统一;《论语》,寻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与仁爱教育信念相统一;《庄子》,通过诗性形象与理性反思,确证了天道自然观与任性自然的人生理想;《孟子》,则通过君子圣人生命价值实践,确立了王道主义与平等的人性价值理想;《礼记》,则把礼与乐、审美与伦理、生命与神圣诸观念打通,通过礼乐之本质的重新体认,树立了伟大人格的自由教育理想。换言之,通过这几部经典书,可以重建中国思想中的伟大精神;事实上,解释旨应该认识到中国思想有其“美丽的精神”,只有让这种美丽的思想成为“价值共识”,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世俗思想的实用主义或活命哲学中的反美学倾向,我们的美学才能真正构建属于民族的自由文明。
应该表明,价值论美学的建构,实即通过对文明生活价值理想的沉思,寻找生命的伟大自由精神与健康美丽精神,这是中西方思想相会通、诗歌与哲学相综合、现实与浪漫理想相交融的思想道路。这些,在新儒家的价值论美学思想中得到了体现,也在现代生活的诗意追求中获得了确证。在生命存在的自由体验中,人们对“美学”的理解十分正确,也发挥了审美的有效性,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人们则陷入了美学思想的盲区。从中西美学史的有关撰述,可以看到,美学史仿佛就是经典美学着作的思想史,用钱钟书的话说,是“名人的言论汇编”,这与真实的美学思想与审美信仰是不相符的。
那么,如何理解美学思想呢?除了进行美学思想间的比较之外,还必须重视美学理论与美学实践之间的联系。价值论美学的重要评价标准:首先,必须是关涉生命的,也就是说,只要是美学思想,必然是对生命与创造的理解,也是对生命自由力量的重视。其次,必须重视文明内部的价值律法,因为强有力的美学思想必定带有文明生活内部的价值自律。也就是说,审美的思想必然构成了文明史的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只有美丽的文明生活艺术创造,才会有生命保存的意义,也只有文明生活的审美创造,才能显示民族的精神自由信念。因此,价值论美学的研究,必须要有新立场,要有新的比较视角。基于此,可以把动态的审美生活信仰与静态的审美思想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来把握民族文明的审美精神与审美信仰。
具体地说,应该如何重建中国人的审美信仰,如何重建中国人的审美价值观?在我看来,必须真正从民族的审美精神生活出发,从历史与现实、经典与艺术的双重结构中,寻找中国人审美精神的真正自由价值形态。中国人的审美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经典中,不仅表现在历代诗论画论乐论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审美信仰上,表现在民族的共同审美追求中。不过,也应看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信仰,经常带有变态的性质,甚至可以说,不仅不是审美的,甚至把审丑看作是审美。
中国人的自由审美观念,不是表现在官方认同的价值观上,而是表现在民间生活的自由选择上。当然,从现存的历史审美生活而言,主要是贵族所保存的诗性生活文化与平民所保存的自然主义审美文化生活。中国人的审美文化信仰,按照历史的发展线索,大致可以从六个阶段考察:一是商周时期的礼乐审美文化信仰,二是战国时期的审美自由思想信仰,三是魏晋唐宋时期的淡雅与豪放的人格诗情审美精神信仰,四是明清时期的话本戏剧建筑家居文化生活信仰,五是西方文化侵袭与中国古典审美价值信仰剧变,六是在自由开放状态中对古今中外审美文化生活的适应与重建。中国人的传统审美精神价值信念,成于专制政治文化结构的礼治,也败于专制政治文化结构的约束。
重建中国人的审美精神价值信仰,最急切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平等自由的政治法律信仰和宗教人文精神价值信仰?只有建立了平等自由的政治法律信仰,才可能保证审美的充分自由,才能防止任何外在的政治宣传对文明审美精神的异化,即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美学,建立审美价值信仰,而不必认同强制性的外在政治生存法则,或扭曲本有的自由生命价值信仰和审美信仰。与此同时,宗教自由精神信仰也极其重要。如果说外在的自由精神信仰由政治法律来保证,那么,内在的自由精神价值信仰应宗教艺术来保证。
从考古发现即可证明:商周审美文明重视礼乐文化,经过历史洗礼的青铜器与甲骨文,确实具有特别的生命美丽,这是文明的极致美,特别是编钟乐舞的重构,确实可以想象那个伟大时代的文明美丽,虽然礼乐文明的美丽可能不是平民生活的美丽,但是,在中国文化早期,存在如此灿烂的“文明想象”实在不易。那是充满礼乐与让贤精神的伟大文明时代,也显示了中国文明对天地大美的崇尚精神;“德配天地”与“原天地之大美”,显示了远古时期中华文明的伟大美丽创造力,这种精神的复活,是中华文明的美丽新生之关键。西周之后,虽然礼乐崩坏,但是,中国人在自由美丽精神的自由想象方面并没有终止。也许可以说,现实生活的不自由,激发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对美丽的自由想象。从儒家思想中,可以想象审美与道德的联系,乐仁乐诗乐舞的生活,足以保证文明生活的古雅美追求;从道家思想中,可以想象超越生命现实的自由智慧,并且,通过与天地自然相感通,寻找到个体生命自由的存在方式。诸侯文明间的竞争以及强权文明的胜利,使得中国文化生活中的人民的审美意识,开始转向想象伟大而实用的审美创造,这特别体现在建筑艺术上。如果说,具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乐于通过宗教建筑进行生命表达,那么,富有王道传统的民族则乐于通过政治军事与经济强权的建筑奇观进行生命表达。虽然在中国古典文化建筑中,宗教建筑与政治建筑共有,但政治建筑的地位显然更为突出。
例如,“长城的伟大”,已经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丰碑,尽管它充满着压抑的文化记忆,但是,你无法否认在长城上俯视远方的生命豪情以及对侵略者的警惕与蔑视。也许是经历了这种文化扩张的挫败,魏晋士人不再满足于军功争胜或杀敌建功,而是回到生命自身,自觉形成了闲适与淡雅的生命美感追求。个人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不与权贵合作的思想开始形成,人们沉醉在园林和宴饮生活之中,通过个人生命的诗情畅达超越政治现实的混乱以及这种混乱带来的苦难。唐宋文明,一方面把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豪放美感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则把淡雅的美学风情推展到了极点。生命奔放与素雅清静的美学风范,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唐宋代以前的审美文化生活呈现出士大夫的自由生命美感选择,主要还是市民生活的美学风貌的真正体现。明清之际的审美文化生活风貌,不仅通过思想经典和诗文艺术得以保留,而且,通过建筑、古玩、陶瓷、家具、服饰和字画得以保留,许多民间的审美生活趣味与宫廷的审美生活趣味在艺术和工艺中得到生动而具体的呈现,因而,由于文明生活的丰富性遗存,特别是美丽的实物的遗存,例如,明清家具,皇宫建筑,瓷器字画,让我们更能真实地理解中国人的审美生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