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讨论诗歌时，从不坚持科学主义的诗学解释立场，相反，他更重视自由主义的诗学解释立场，所以，他的诗学对性灵思想、神韵思想和神秘论的诗学思想极其重视。他认为，“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余亦谓然。”“故无神韵，非好诗；而只讲神韵，恐并不能成诗。”从《沧浪诗辩》中的有关论述出发，钱钟书以为，“神韵非诗品中的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选色有环肥燕瘦之殊观，神譬则貌之美而赏玩不足；品庖有蜀腻浙清之异法，神譬则味之甘而余味不尽也。必备五法而后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后可以入神。优游痛快，各有神韵。”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古之谈艺者，其所标举者皆是也；以为舍所标举者，诗无他事，遂取一端而概全体，则是者为非矣。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
“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乐；好雕绘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好性灵者，则论诗当言志；好于象外处悬解者，则谓诗当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运谋篇，倘成佳构，无不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兼具各备，虽轻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这种诗歌价值论美学观念，既根源于古典中国诗歌传统，又融入了西方诗歌的神秘主义体验精神，显示出钱钟书对诗歌艺术价值的自由理解。
钱钟书说，“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而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学道学诗，非悟不进。”“可见诗中解悟，已不能舍思学而不顾；至于证悟，正自学中来，下学以臻上进，超思与学，而不能捐思废学。犹夫欲越深涧，非足踏实地，得所凭借，不能跃至彼岸；顾若步步而行，趾不离地，及岸尽裹足，惟有盈盈隔水，脉脉相望而已。”他还说，“夫直写性灵，初非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即由其虚生白，神光顿朗，心葩忽发，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其果能不烦丝毫绳削而自合乎。心生言立，言立文明，中间每须剥肤存液之功，方臻掇皮皆真之境。”“今日之性灵，适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神来兴发，意得手随，洋洋只知写吾胸中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人己古新之界，盖超越而两忘之，故不仅发肤心性为我，即身外之物，意中之人，凡足以应我需、牵我情、供我用者，亦莫非我所有。”这些论述，都相当辩证，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价值论美学的妙趣与神思之境。
值得重视的是，在《谈艺录》第88节中，钱钟书从法国神甫白瑞蒙（Henri Bremond）《诗醇》一书谈起，认为“其书发挥瓦勒利（Valery）之绪言，贵文外有独绝之旨，诗中蕴难传之妙，由声音以求空际之韵，甘回之味。举凡情景意理，昔人借以谋篇托兴者，概付唐捐，而一言以蔽曰：诗成文，当如乐和声，言之不必有物。陈义甚高，持论甚辩”。钱钟书追述了这一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又特别谈到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他说：“克洛岱尔谓吾人性天中，有妙明之神，有智巧之心，诗者，神之事，非心之事，故落笔神来之际，有我在而无我执，皮毛落尽，洞见真实。与学道者寂而有感、感而遂通之境界无以异。”“艺之极致，上诉真宰，而与造物者游，声诗也而通于宗教矣。”看来，钱钟书对中西诗艺这一神秘特质颇为欣赏。
在他看来：“诗人之与神秘，特有间未达。读者奇文欣赏，心境亦遂与祈祷相通云。”与此同时，他还将这种诗学取向与德国浪漫派相比较，特别申引诺瓦利斯（Novalis）的《碎金集》中的诸篇什予以说明。诺瓦利斯提出：“诗之感通于神秘之感，皆精微秘密，洞鉴深隐，知不可知者，见不可见者，觉不可觉者。如宗教之能通神格天，发而为先知预言也。”“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真僧侣亦必有诗人心。”在追踪这一思想过程时，钱钟书特别指出：“抑德国浪漫派先进之说，源出于普罗提诺（Plotinus）。普罗提诺，西方神秘主义之大宗师，其言汪洋芒忽，弃智而以神遇，抱一而与天游，彼土之庄子也。白瑞蒙虽基督教神甫，而所主张，实出于教外别传。诗醇中固未道普罗提诺，顾为其支与流裔，则无疑义。”钱钟书对普罗提诺称赏有加，他说：“普罗提诺则不然。以为世间万相，皆出神工而见天心，正可赖以为天人间之接引，乌可抹杀。故作书深非宗教家之断视绝听，空诸缘蕴。而谓好声色藉感官之美，求道理者以思辨之术，莫不可为天人合一之津梁。普罗提诺之所以自异于柏拉图者，在乎绝圣弃智。柏拉图之理（Idea）乃以智度；普罗提诺之一（One），只以神合。必须疏沦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智，庶几神明往来，出人入天。白瑞蒙之论旨无不于焉包举矣。然则穷其根底，白瑞蒙与德国浪漫派先进同出一本，冥契巧合，不亦宜乎。”钱钟书深知西方诗歌价值论美学的神秘主义妙趣，所以，在此，他极力使中西诗歌价值论美学形成沟通，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分界。
钱钟书说，“此数家言，派别迥异，平时持论，或相矛盾攻错；又立其说，不为宗教。蚌镜内照，犀角独喻，乃出而与宗教中神秘经验吻合，岂神秘经验初非神秘，而亦不限于宗教乎。与白瑞蒙论诗始合终离之瓦勒利（Valery），言艺术家制作，锲而不舍，惨淡经营中，重重我障，剥除无余，而后我之妙净本体始见，则又与白瑞蒙不求合而合。突然袭击则神秘经验，初不神秘，而亦不必为宗教家言也。除妄得真，寂而忽照，此即神来之候。
艺术家之会心，哲学家之悟道，道家之因虚生白，佛家之因定发慧，莫不由此。”世间学问所证，至有我无我、在我非我而止。心宗神秘家言，更增无我乃有本我，非我而是真我一境，《奥义书》所谓“我即梵”，释氏所谓“不于心外见法”，故白瑞蒙谓诗秘为未足具之神秘也。钱钟书也认识到，“盖世间宗教注重虚静，面壁绝缘，以见不断减之清净自性，如净眼人，远离眩翳，以见净眼本性。先伏一法身真我，故虽破我而仍归于我耳。夫洗心藏密，息思止欲，乃有意求无意，决心息欲心，如避影而走日中。”所以，钱钟书很同意布莱克的话“一切情感，充极至尽，皆可引人入天”。“往日浪漫主义论师尝谓，抒情诗之谋篇悉符辩证法之自正而反而合，其拈示情感之辩证法，亦亲切着名矣。”
从这些论述可见，钱钟书的诗学或诗歌价值论美学由具体进入抽象，由本体上升到大道，出入于诗歌历史与美学之间，对中国诗歌进行了全方位的思想观照，不仅形成了基于感性具体诗歌鉴赏的诗学思想，强调突出了中国诗歌艺术的特点，而且与西方诗学思想形成了会通，其诗学沉潜涵咏的思想意义是跨越时代的。从《谈艺录》与《管锥编》的自由而开放的谈论中，可以看出，钱钟书的诗学思想，是活的诗学思想，而不是死的诗学思想，是有发现有创造的诗学思想，而不是一味坚持陈说死守旧义的诗学思想，更不是翻译的诗学，也不是道听途说的诗学。应该说，这是源自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深刻把握，源自对西方诗歌的深刻理解的诗学。钱钟书构建了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创造性诗学，他的思想，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真正对中国诗学起到促进作用，从价值论美学的自由构建意义上说，由中国古典诗歌或诗学传统出发，可以发掘极有价值的诗歌美学思想，并最终确立独特的民族诗歌美学价值观念。
第三节 杨绛与宗璞诗思的现实体验与内在价值导向
5．3．1生命的悲痛与知识者对美德伦理和社会正义的坚守
从自由意义上说，现代价值论美学，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信念中，成了最为根本的支撑，它不仅把古典与现代打通，不仅把儒家和道家打通，也从浪漫主义意义上把中西价值论美学的散文小说诗思打通了！从杨绛与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中，分析现代价值论美学的精神导向，对于理解艰难岁月里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信仰与审美价值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生命的神圣价值观念，在许多作家心中是不可摧毁的，正如阿罗频多所言：“理想和理想家皆必须有；理想乃人生之滋味与菁液，理想家乃人生目的之最高强的揣度者，佐助者。”只有坚守纯洁的自由理想，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然而，在特定的时代，扞卫这种神圣价值观念却需要极大的勇气，例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遭受了巨大冲击。
知识分子长期形成的生命自由价值观念，在这一时期受到激烈批判，个人的自由被剥夺，生存的权利受到威胁，生命的价值被否定。如何在这种动荡的时代继续坚守自我心中的价值观念？对于自由的知识者来说，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现代作家中许多人都经历了这种巨变，而且，心灵拥有丰富的体验和认识，这种体验和认识，因为亲历而具有重大的历史现实意义，因此，以杨绛和宗璞对生命价值的散文沉思作为例证来分析，可能会对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论美学提供启发。当然，把杨绛和宗璞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未必合适，因为他们的创作和身份体验，并不具有必然而内在的联系，不过，在这种随机的联系中，至少，可以从这两位散文家的创作表达中，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价值迷惘与价值体认的重要意义。
杨绛和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可以视作这段特殊心灵历史与价值认知的写真；这种真实的记录，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深刻理解，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的理解。散文小说诗思的自由形式，是对生命的复杂形式的捕捉和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国散文小说诗思，一直是作家生命表达的重要形式。那从心灵深处流出的酣歌，是作家真情实感的放纵，没有虚构，没有矫饰，那些零篇短简的汇合，往往可以透视作家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向度。杨绛和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把知识分子存在的勇气与人格精神的自律统一了起来，因为勇于探索和思考的心灵，总是乐观地对待生活中的悲喜剧，不惜一切地扞卫高洁的自由人格与良知价值信仰的意义，时刻不忘引渡人们超越那愚昧和专制的苦难。沉重而又悲怆，乐观而又勇敢，“一切应当为神圣者而为，一切皆应当指向神圣者”。在此，价值论美学的生命依归，获得了深刻说明。
杨绛和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浸透着浓郁的悲喜剧因素，因为她们把普通人心灵深处呻吟的，诸如“活着真难”、“活着太累”的情感，用真挚而又悲怆的文字诉说出来。她们对人的存在处境所作的朴素表述，包孕着深度的人生体验和文化体验，这种体验的情感化，调动我们重新评价生活的价值，反思人的生命行为的意义。生活是一支悲壮的乐曲，弹奏这支乐曲需要信心、勇气和力量；生活是一枚橄榄果，只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尝出滋味。杨绛与宗璞以全部的勇气正视生活，以散文小说诗思的方式表达她们的精神哲学。从生命价值体验意义上说，杨绛与宗璞总是从积极意义上去肯定人生，她们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享受过生活的欢腾与自由；这种自由的生活，教会了她们生活的勇气，向上而不是沉沦。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人格理想，教会了她们正直地无私地生活，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她们的探索。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总不愿失去存在的勇气和独立的人格追求，所以，杨绛与宗璞的散文小说，总是试图以喜剧精神冲淡生命悲剧。然而，由于她们特殊的时代经历，她们的散文小说诗思，总包含着理性的苦涩。杨绛与宗璞，很早就开始了散文小说诗思的写作，但是，她们散文小说诗思真正成熟，是在中年过后。
在体验过人世的悲欢离合和世态炎凉后，提笔所写的散文小说，理所当然具备了复杂的生活容量。当她们的笔触以家庭为背景展开时，我们看到她们对亲人和生命的理解与阐释是那么深情和热忱，她们把亲人的喜怒哀乐写出来，给予人们深刻的人生启悟，“真”字和“情”字贯穿始终，因为亲人之间拆除了“假面”，他们之间消除了观照的距离。惟其如此，其知愈深，其情愈真，描写也就愈动人。不仅如此，杨绛和宗璞，从理性的视角对亲人的观照，可以视为这种散文小说诗思方式的典范。生命价值体验，在散文家的自由诗思中，紧密联系着个体生命活动的心灵记忆，他们一直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自己，探索着自己与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命运。他们有着对生活的乐观期待与良知呼喊，但是，又无法改变时尚的政治价值法则，只有对心灵自由价值的呼唤，他们的呐喊，具有特别的心灵启示意义。他们坚守记忆，坚守情感表达，在这种坚守背后，只为了传达真正自由的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作家的特殊敏感，决定他们对存在的悲喜剧体验。杨绛与宗璞的内心世界，始终充满着仁爱的同情，这使她们尤其关心亲人的命运，因此，在亲身体验压抑、痛苦、孤独、沉闷和恐怖时，亲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爱成了支撑她们、鼓舞她们勇敢生存下去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