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他们通过真实记忆，反思那种荒唐的生命存在价值，这种非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只可能是对生命的压迫与反叛。以杨绛的散文为对象，可以看到，她所主要取法的散文小说诗思风格，仍是中国的明清散文小说诗思小品，其中，也有对古典生命价值的认同。沈复的《浮生六记》的外在形式，直接引发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其中的精神格调，已截然不同。丙午、丁未年的知识分子，突然被置于屈辱的境地，专制的力量以武力的形式来剥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杨绛以看似轻闲实却凝重的笔调叙述那恐怖的情景，“我和同伙冒着雨走出席棚，只身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斗’。”这只不过是轻微的精神刑罚。“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剃成纵横两道，现出‘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这哪有人格尊严可言！“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成了左右半边头了，剃成阴阳头。”妇女也难逃厄运。
但是，杨绛我行我素，有着生存的勇气，“打我骂我吓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这出自女性之口，是何等的磊落勇敢！从审美价值体验意义上说，《乌云和金边》，可以视为知识分子的正气歌，那是对荒诞时代的沉重批判。《干校六记》，不仅贯穿这一主题，而且还可以视作杨绛的爱情颂歌和劳动颂歌。《下放记别》，写到两夫妻分离之后，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关怀，母女相别之后，母亲对女儿的无限牵挂；《凿井记劳》，写知识分子在劳动中暂求欢乐和青年对老人的关怀，还写到与当地农民的特殊关系；《学圃记闲》，写两夫妻的生活关怀，杨绛深夜探夫归连队尤为感人；《小趋记情》，写人狗之情和劳动的艰辛；《误传记妄》，写他们不动摇的爱国心和对回北京的期待。杨绛有关“文革”题材的散文小说诗思，与其他作家不同，她不写标语口号，而是把自己看作普通农民，写出心灵的体验和感受，传达心灵的忧伤体验。她写道：“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进就断”，语浅情深。杨绛尽量用喜剧语言冲淡那残酷岁月的记忆，减弱沉重的精神压抑。“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那破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了鼻子，流入肚里。”
因为是非同寻常的离别，不知何日是归期。杨绛还以朴素的语言叙述了河南农民的苦难，她在叙述一群小孩子之后，这样写道：“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的，‘不知可好吃’的面糊是何滋味。我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滋味，‘可好吃呢’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到的。”这里有着对农民深重苦难的关怀。当杨绛走在乡村小路上，不是对周围的风景审美，而是迫不及待地记住路旁的标志，因为一切在当时是严峻的。她不可能对景物审美，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不至于在夜晚迷路或摔倒。作为文学家，在此景此情之下，只能以农民的眼光来对待自然了。这是杨绛的体验，的确是震撼人心的，杨绛译有英国散文小说，可她的散文小说诗思一点也看不出外国情调，而是纯粹的中国情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妇在乡村荒原上仍不忘相互关心，尤其是杨绛总是以勇敢者的角色保护丈夫。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爱情颂歌。
她尽力用喜剧的色彩冲淡悲剧，杨绛的人格形象，在她的散文小说诗思叙述中浮现出来，这是一位充满柔肠侠胆的女性知识分子。中国因为具有这种品格，才会从苦难中走向光明。
宗璞没有杨绛的这种干校生活体验，她没有离开北大校园，她生活在动荡的校园气氛之中。她较早地运用散文诗思笔法来写小说，无论是写情还是写景，文字苦涩、细腻而又美丽。《三生石》，是她对校园生活深刻体验的记录。那对年轻知识分子命运是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对爱情的执着和苦恋显示出他们生活的勇气。真、善、美永远不可能被摧毁，在动荡时代，人们仍然守卫在心里。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可以视为她的精神自叙传。杨绛的散文小说诗思，是她的生命感受史和生命畅想曲。宗璞喜欢把理性的探索，融入对大自然的发现之中，对自然景物的抒情中。宗璞没有杨绛的干校，却有她的燕园和北京大学。她的《我是谁》、《蜗居》、《心祭》，皆可以当作散文小说来读。宗璞在特殊年代喊出“我是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体验，这种悲怆的声音，不会发自女性之口，宗璞希望每个人都找回失去的自我。在她的小说中，她表达她喜欢苏轼，喜欢卡夫卡，可见，宗璞异常关心人的命运。她相信：“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宗璞写“西湖”，惊叹西湖的绿，她也曾写过澳大利亚的瀑布，还写过《秋韵》，特别是燕园寻石，情景融为一体，这是对生活抱着庄严态度的学者的“心”。宗璞是内倾的，深刻的；杨绛是外倾的，热烈的。她们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深刻反思，是她们散文小说诗思艺术的最高价值所在，正是通过这种生活的价值评判，她们不约而同地开掘了现代文学史的荒诞主题。
正如加缪所言：“无论在什么转折路口，荒谬的感情都可能从正面震撼任何人。荒谬的感情是赤裸裸的，令人感伤，它发出光亮，却不见光迹，所以它是难以捉摸的。”昆德拉也指出：“卡夫卡没有作预言。他只是看到了在‘那后边’的什么。他不知道他的视觉也是预见。他不想去揭露社会制度。他揭示出了他通过人的内心与微观社会实践所认识的机制，并料想到历史的寻找、排斥和被排斥的不安，对随波逐流的谴责。真实幽灵，档案的魔幻现实，对私生活永远强奸，凡此种种，历史和人在它的巨大试管中所做的实验，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做过了。”宗璞和杨绛能感应到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并能作出较深入的洞察，显示了她们的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她们关心人的命运，找寻着人的位置，完全是精神深处所作的孤独自白，具有卡夫卡式的沉思力量。他们寻找丢失的人性，寻找自由人格和人性的尊严。杨绛散文小说诗思所具有的练达和智慧的美，那种苦难而爱的生活，正是生活理想的诗意守护。杨绛与宗璞个性不同，风格不同，情调不同，然而，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所奏出的生命赞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知识分子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失去“存在的勇气”，这大概是杨绛和宗璞散文小说诗思的深度融合吧！只要有真、有美、有善，我们就不应失去“存在的勇气”。只有不断地反抗怯懦，才会成为勇敢的斗士，这大概是杨绛和宗璞散文小说诗思的精神导向！
从这种价值论美学的比较文学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生命存在的价值论美学探索价值。从现代价值论美学的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外价值论美学，在生存问题的深刻遇合中，表达了人类的生命意义与自由价值。在这一分析中，应该特别强调通过散文的情感表达所确证的生命存在价值。
散文的情感表达，可以是生命的自由记忆，也可以是生命的自由沉思，这种情感记忆与价值沉思，具有直接的生命感奋力量，从散文的全部真实表达中，我们能够充分把握现代中国的价值论美学。杨绛与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具有特别的代表性意义，值得再反思再评价，它会丰富现代价值论美学的真实内涵，形成生命存在价值的最内在最根本的精神导向。
第四节 顾城的现实生命体验与审美价值理想追寻
5．4．1反叛的精灵：时代生命价值原则的怀疑式想象
如果说陈寅恪、钱穆、钱钟书、杨绛和宗璞等的价值论美学构建，代表着古典价值论美学与现代价值论美学的内在生命融合，体现了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深醇精神信仰，具有最深厚的民族责任承担意识，那么，顾城的诗思与生命价值沉思，则代表着现代中国价值论美学在经历了创伤记忆之后的生命困惑与价值彷徨。如何解放个体生命，如何最大限度地安慰个体的生命自由之魂，是先锋诗人和艺术家的价值探索重点。如果说，前者更多地代表着传统中国价值论美学的生命取向，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代表了中国先锋派价值论美学的真正觉醒。确立个体生命自由信仰，体现了顾城的价值论美学构想的鲜明特性。作为诗人，顾城的生命价值观，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如果说，生命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生命存在的境遇体验和生命意义的理性反思，那么，个体经验与他人经验，就显得极为重要。身体力行的经验与阅读感悟的思想，往往构成了我们的生命存在价值言说的动力。顾城的生命价值观，虽然有阅读的基础，但最初更主要的是基于生命的现实体验，生命的现实体验与诗人的反思想象以及与经典作品之间的对话，构成了顾城的生命价值观。应该说，顾城的生命价值观的成熟，是在1980年以后，即诗人的朦胧小诗风行于大陆，可以看做是其价值观创造的分水岭。在其诗歌被普遍接受之前，诗人的价值观只是自我的生命诗思与玄想，还不能真正理解生活与生命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诗人的生命价值反思，还未获得普遍的心灵回响。诗歌的成功，意味着诗人的价值观获得了普遍的生命理解，这样，诗人的生命价值观就不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表达，还是我们时代的共同生命价值表达；他的诗歌，代表了时代的精神迷茫与心灵渴望，我们可以探索顾城价值观的生成过程。
应该承认，顾城生活在价值观强制的时代。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并不具有太多的价值个性，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价值共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具有独立思想品格的知识分子，对当时普世性的时代政治价值观是存在敌对情绪的，他们抗拒接受共同性的政治价值观，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私人性生命价值观只能存留于内心，不能加以公开表达，因为公开表达意味着生命的惨重代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旧的价值观被否定，必须共同面对新的价值观建立的时代。在这个新的生命存在价值观建立的时代，个体是没有多少选择性的，特别是遇上了极具思想个性的革命政治家，他的思想意志与价值意志，就成了全民的共同价值观。事实上，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价值观，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出发点。所以，时代的政治价值观，就具有特别的强制性，人们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法反对的；反对时代的政治价值观，意味着对领袖价值观与时代价值观的挑战，这样，就是“反革命分子”，就要受到政治法律的制裁。在这样的时代政治价值观的强制下，顾城作为时代少年，只有接受的自由，并无反抗或独立思考的自由；但是，诗人的父亲顾工，不可能毫不保留地顺从地接受这些时代性的政治价值观。他自然有所思考，特别是对口号式的政治价值观与斗争式价值观，无疑有所认识和深切体验。这种价值观内部的巨大分裂，不能不让诗人有所思考。当少年顾城从北京来到辽东的荒山野岭放牧时，他也不能不有所诘问和反省。
为什么写诗就是反革命？父亲在什么地方违背了法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很容易对普世的政治时尚价值观产生怀疑；当时尚政治价值观把自己的公民人为地分成“革命者”与“反革命”时，这本身就是反生命存在价值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诗人在动荡年代过后的诗思。在那非人的时代，诗人已经对时尚政治价值观产生了怀疑，那么，正确的生命价值观是什么？诗人其实也没有答案，但是，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时尚的政治价值观对共和国公民的生命损害，肯定不能代表真正的生命价值理想。无价值的时代，或者说，对政治价值观产生持久怀疑的时代，构成了顾城诗歌创作的重要阶段，他只能表达爱与恨，孤独与痛苦，但是，他没有找到真正的生命价值观。一般说来，价值观的寻求，不外乎生命的宗教价值信仰、生命的人道主义价值信念、生命的民主自由政治法律信念、生命的个体自由主义理想，等等。在价值观存疑的时代，顾城的价值观处于迷茫状态，但是，诗人如果不找到生命的自由价值观，他的生命存在就失去了精神探索的意义。顾城显然没有从信仰、政治、法律、经济和科学出发寻找生命的价值观，但是，他能够从文学艺术的本能生命传统出发寻找自由的价值观。所以，他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价值”的时代性探究，也可以说，是本能的生命自由主义价值信仰，他歌颂生命的幸福，歌赞生命的爱情，歌颂生命的善良，歌颂一切自然的美好事物，这是本原的生命价值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