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只要有怎样的风俗，就有怎样的文化外观，而文化的外观，常常能够掩盖生命存在者最内在的痛苦。惠安女子三五成群，戴着帽，蒙着脸罩，走过寂寂石乡，在石头垒成的小屋中生活，举着火把在节日到夫家，这种风俗画面，如果从表面上看去，的确神秘迷人，犹如纹身所构成的奇特效果。那黄土地的落日景象，傍晚和清晨的耕耘，“信天游”的漫山飞动，看起来格外浪漫美丽，但是，那种土屋里的阴暗和简陋，一尘不变的生活方式，就会打破你的想象之梦，让你面对骄阳和枯井。
湘西的树林和小溪，青山绿水，穿着民族服装的妇女唱着情歌，似乎呈现了悠闲之美，但是，山寨的法律、孤儿寡母的哭泣、逃荒避乱的号叫以及那种资源枯竭的穷困，就会让你从浪漫中回到现实。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风俗文学的外表，而应潜入乡土小说的心灵史世界，至少，这种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风俗文学作品，不能以沉静喜悦的心情去欣赏。那稀奇古怪的风俗，从生命存在意义上说，是艰辛沉重的。要学会正视人的命运，学会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必须承认，风俗文学最能构成陌生化效果，《寡妇村》、《老井》、《妻妾成群》、《红高粱》、《妇道人家》、《黑骏马》、《神鞭》，能使我们获得新奇的陌生化体验。这不同于王蒙的《青春之歌》、《春之声》，也不同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不同于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这些作品都可以被虚化，甚至可以安置在中国任何城市。他们没有地域文化特征，只有时代文化特征。《美食家》、《小巷深处》、《爬满青藤的古屋》，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地域文化，与这一地理的风俗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那些具有乡土气息的人，那种具有文化气息的生活，必然具有魅力。
他们的生活情调、生活原则与价值观念，与现代原则构成了价值认同距离，我们不熟悉它，我们感到陌生。正因为感到陌生，所以，觉得特别新奇，在新奇中获得艺术满足，这是当代作家试图背离正统文学观念、正统表现题材和形象塑造模式的积极尝试。他们找到了最佳生长点，所以，感到游刃有余，其乐无穷。正是这种陌生化效果与对正统文学观念的背叛，为风俗文学创作增添了强大活力，从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获得成功。应该说，风俗文学不是为了对风俗进行展示，而是为了揭示风俗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生命价值意蕴。作家借风俗的展示恢复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强化并突出了风俗文化下人的真实生活，表现出对风俗的理解，对现代文化价值的理解，从而激起我们的诘问和反思。在中西方文化对比中，在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在古代与现代文明的较量中，我们是不难作出科学价值评判的，于是，作家对生命的阐释就在有生命的个体接受者那里获得了认同和理解。
作家把这一过程称之为价值反思与价值想象，主张返回到古老的真实，返回到与现代文明相对抗的生命形态中。“根”大而言之，可以指宇宙的根本，而宇宙的根本，才是人的价值立足点，显然，文学家不必作这种抽象的思考，他们将此留给了哲学家。他们所要寻求的是生命之根本，我不知道，寻根这一思潮，是否受到美国黑人文学的影响。美国黑人作家知道黑人不是美洲大陆的人，他们来源于黑非洲，黑非洲是他们的故乡，而这故乡正是他们生命之根。他们的祖先在哪里？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奴隶地位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苦痛？他们是如何被人强抓并送到了美洲？他们是如何承受人贩子的残酷虐待？他们是怎样带着锁链，又如何砸碎锁链？
他们借寻根，探索黑人自非洲到美洲的命运。这不只是风俗问题，主要是政治法律文化问题。美国小说和电影《根》所具有的意义也在此，但黑人那不屈的意志，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和白人的残忍，无疑给予了人们以生命的启示。
当代作家之寻根，还是应该返回到风俗文化的深处，去洞察和表现普通人的命运。莫言的《红高粱》，所要表现的是，山东高密乡人民的强悍意志；这种雄强，是他所寻求到的“生命之根”。没有这种雄强的个性，就不可能与日本鬼子进行对抗，也不会表现出生命的悲壮价值。孙子辈大言不惭地说起了爷爷奶奶的“花花事”，说起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播种”，显然，这正是民间叙事文化的魅力所在。莫言写的、想象的正是他的家乡的生命史。他以家乡人的体验，展示北方高密乡人的强悍粗野之气。“颠轿”是何等的粗野疯狂，威武地荡漾出北方人心底的“力”与“胆”。奶奶嫁给地主的“麻风病儿子”，在送亲的路上，遇到了强盗的打劫，我爷爷勇敢地制服了抢劫者的假枪，大胆地捏了新娘子的脚。情欲的胆量和豪强的胆量，导致余占鳌真的抢劫了“新娘”，并在高粱地里两厢情愿地，洋溢着生命强力地结合了。那生命的热焰，曾被张艺谋大张旗鼓地过度渲染了，从此，余占鳌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奶奶”，并以癞皮狗式的恶作剧，在造酒中发泄着生命的强力。如果说，小说前半部是生命力的丰沛享受，那么，后半部则是中国人不屈意志的豪勇之歌，罗汉大爷被日本鬼子剥了皮，我奶奶为打鬼子的男人们送酒壮行。
一切又在那歇斯底里的歌唱中，焕发出震天动地的生命活力。在莫言看来，中国人决不是通行小说电影中驯服倒下的良民，勇敢的汉子选择更强有力的方式与日本鬼子战斗，这才是中国人生命勇气。爱得热烈，恨得强烈，气贯长虹，慷慨高歌，以最勇敢有力的方式显示生命的活力，这是莫言的生命价值理解。在大多数风俗小说中，作家也都试图肯定这种情欲的力量和生命的力量。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则是对性压抑和精神压抑的反抗，他们总是以情欲的大胆叛逆为中心环节，甚至宁可选择情欲的放纵去战胜死亡的恐惧。这曾经是一时期中国当代小说的主导宗旨，毕竟这种理解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中国社会生活的苦难与愚昧是什么东西造成的？难道是天生的愚昧与苦难吗？实际上，苦难与愚昧，同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与国家文明价值信仰密切相关。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思考，政治经济律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任何正义的法律制度，不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国民的共同利益与自由正义。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强权与官僚社会的自我保护，是文化愚昧的主导原因，与此同时，法律的松弛与正义的缺失，是人们信赖权力而不信赖法律的根源。我们以权力代替法律，以权力主宰国民的意志，结果权力的滥用或误用，使得人民的生活只能在苦难中挣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还必须问，是否达成真正的法制社会？如果不是真正的法制社会，那么，应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或者说，如何使法制社会成为中国的常态社会。国民的生活自由与文化权力，不应向野蛮倾斜，而应向公正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文学不是文化娱乐，而是自由的政治价值追求，是自由理想的生命价值的叙述，所以说，更深层的寻根或生命存在的价值追问，应该是全面的，即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为最高宗旨和目标。真正的爱情和自由的选择，是乡土文学的魂。流言不能让它成为流弹，正直的人不应该被击倒。作家从本原的意义上恢复了对生命的阐释和理解，所以，通过对风俗文学的考察，应该认识到：人的根本是生命，离开了生命，一切都无从谈起，生命又不是抽象的，它是无数需要的集合。
自由、幸福、爱情、尊严、个性、安全、美感、快感等，一切属于人的需要的“集合”才构成生命的本身，生命不只是活着，这只是最基本的规定，关键是，要活得热烈浪漫。生命的自由表现，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确证，正是人的需要的全面转化和创造性释放。生命必须显示出欢乐、舞蹈、歌声、喜悦、团结、自由和幸福感，而不应是异化、痛苦、压抑、悲愤、丑恶、奴性。
文明的最根本价值信仰，不是让少数人幸福，而是让所有的人享有幸福，“让世界充满爱”。只有这样，才回到了风俗文学的根本上来，才回到了鲁迅、老舍的风俗文学主题上来，回到了沈从文、郁达夫、肖红的文学主题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乡土寻根文学以及城市风俗文学从根本上统一起来。从这种统一中，就能够确立当代风俗文学的现代价值和历史价值，才能真正发掘乡土文化生命存在价值体验的魅力。应该说，这正是价值论美学的现实使命！
第三节 向善而在：张炜乡土叙事的生命价值形象
6．3．1面对苦难的历史与向善而在的价值形象创造
作家有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自然，可以通过思想论述的方式，但是，更本色的价值创造方式，还应是“艺术形象的创造”。即，通过富有生命启示性的艺术形象，表达自己对生活、历史、文化、人性、生命存在的价值体验。从张炜的创作可以看到，作家通过关注历史生活与历史生活中的人生，体现了对非人价值的否定；同时，也表现了对良知价值或向善而在的生命思索。在他的创作中，生命历史记忆，既作为生动的景象，又作为反思对象，获得了深刻的理解。事实上，“历史生活与文化记忆”，包容着人类文化的全部复杂性，时空的渺茫感，人心的特殊承载，存在者的独特际遇，观念的精神制约性把历史的身影投射得无限广大，超出了我们的视域。我们所能把握的“历史”，往往是个体的生命史，愈往久远追问，愈感迷惑艰难。中国与世界，史前与纪元，废墟与古迹，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种神话的世界，是人类想象力的极限，至今，那些化石，那些遗迹，那些文物诉说着历史的苍莽；那些秘仪，那些隐私，真实表征着心灵的悲悯。历史，以各种奇异的形式紧锁着人们的心灵。
不洞悉真正的历史，无法获得真正的价值体验；历史渴望真正的心灵探寻者，同时，又拒绝任何浅薄之徒。历史生活价值以最古朴原始的形式，存在于文明的暗处，隐匿于乡土文化的底层，只要你珍重这种历史，必将获得丰厚酬报。我们所习见的历史描述或正史，只不过是生活世界的模糊的影像，只不过是历史世界的外在表象。真正的生活世界和历史世界，以另一面貌“潜伏在”人心的每个特殊的角落。穿透历史的机密，必有独异的历史智慧和历史眼光，因为历史的表象与历史的心灵，常常构成尖锐的对抗。历史绝不是可以轻描淡写的事，它不在书中，在每个独立个体的心中。轻薄历史，必然受到历史的戏弄，无论是价值论美学的探索者，还是乡土文学和风俗文学创作者，必须庄严地对待历史。你愈是切近原初的历史，愈能贴近历史的心灵；你愈能真正地把握历史的脉搏，愈能获得心灵的启示。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以亲历的方式，贴近了乡土中国底层民众的心灵，抒发特有的悲怆感。从价值论美学的眼光看，融感性体验和历史理性于一体的艺术探索，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
审美创造本身，离不开价值论追问，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在这种价值论逼视下，显示了独有的生命价值，因为张炜的创作本身特别珍重历史的价值。珍重历史的人是智者，尽管许多作家也知道历史的分量，但是，由于缺乏张炜那种还原历史的真正意志力，因而，历史本身在一些作家那里被喜剧化和表象化地放逐了。张炜对历史的追忆，真诚而且令人感动；许多人都不愿回忆往事，追忆使他们伤心落泪。有人甚至干脆宣称：一切向前看，历史就不必重提了。放逐历史的人，总是受到历史的戏弄；淡忘历史的人，心灵不免单纯而缺乏容量。历史是我们抛弃不了的，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本身，可以给予我们以智慧性启示，它总是用血泪写成。应该说，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具有强大历史感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与一切漠视或淡化历史的人相反，张炜执着于历史自身的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