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情感，在贾平凹与莫言身上，十分突出地存在着，事实上，贾平凹与莫言，从不讳言他们的创作与故乡的精神联系。贾平凹为此写有《故乡、山石、明月与我》，莫言则写有《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乡土小说创作，一方面，根源于他们的创作自觉；另一方面，又得益于现代生命价值观念的启示。他们不仅共同接受了乡土文化的启示，而且多少也沾染了福克纳的情绪，并承续了中西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这种内在与外在的诱因，为他们的小说走向世界提供了双重的背景。贾平凹与莫言，感受着故乡所给予他们的丰饶馈赠。这种馈赠，是作家所独有的生活积淀；这种积淀，是原生态生活图像的再现。之所以说是原生态的，因为故乡生活的一切，皆曾以无意识的方式积淀在记忆中；生活中的每一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事件，生活中的每一奇观，都以鲜活的意象积储着，犹如人工的语言输入和信息传达，都存留在大脑这个“硬盘”上。这种原生态的东西，一旦得到情感的指令，那活生生的情景和细节，那阳光和色彩织成的风景，作为异常丰富的情感图像焦急地等待语言传达。情景与人物，事件与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中定格，过去的图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溢出。语言是一道屏障，积储在记忆深处的无意识材料，并非每个人皆能自由提取出来。
在提取这种无意识记忆材料时，贾平凹与莫言，皆显示出良好的才能。作家的信息提取仍是有限的，他们就需要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去劫获。作家总是不断地返回故乡，四处扩张，总是以家乡的风物体验作为参照系，所以，对异乡风情的体验也就格外敏锐。寻找，既是发现，又是回忆。在寻找中捕获，在寻找中触景生情，于是，作家的心灵世界就变得漫无边际，像风筝操在故乡父老的手中，又能在故乡的上空自由飞翔。那种原乡的体验和异乡的奇遇在心灵中亲切交谈，深入乡村生活，不是姿态，而是创作必然。在充分发掘了故乡生活体验之后，贾平凹曾长期客串商州各县各乡，那该是多么奇妙而又亲切的创作记忆。他走遍商州七县和丹凤家乡的许多山村，就是为了更深刻地去理解和表现原始故乡的那份神秘，思索原始故乡的现实与未来。莫言在选准山东高密乡之后，几乎获得了穿透历史的力量，把原始故乡的狂欢、豪悍和神秘作了惊心动魄的发挥。创作在他们那里，既是历史记忆，又是生命的凝神注目，原始故乡里的一切，成为他们重构艺术世界的前提。
对于故乡的那种亲切而又苦涩的情感态度，或者说，对艰难而又野性的生命存在价值的自由体验，是贾平凹与莫言创作的共同出发点，这几乎可以视作乡土小说创作的带普遍性的创作规律。规律即启示，它昭示给一切人，给予他们以灵感，贾平凹明显地表白了故乡地理文化对他的创作之影响，这种地理影响，几乎是深入骨髓的。贾平凹长期生长在商州山水之间，这山水世界，不是北方的黄土地和绿草原，而是带有浓郁的南方文化气息。“丹江边上便有这么一山，并不高峻，山峁纵横，正呈现出商字。”特有的山水，特有的气候，养育成商州人特有的情感观念和生活文化方式。贾平凹以敏感的心灵领受这份地理，领受这份文化，敏感地记住了各种各样的杂树、野花、闲草，熟悉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禽鸟，接触到了千奇百怪的面孔和那一出山寨就不同的方言和习语。男男女女的衣饰装扮，男女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尤其是置身于乡下女人堆里或男人圈内听那如歌如泣的通奸殉情故事，这就是创作者的生活扎根。寄寓在烟雾缭绕中，听那男人们古怪、恐怖而又浪漫的传奇和祖辈英雄的光荣和冒险，那是惊心动魄的原生态世界。所有的信息全方位地袭来，本身就构成了奇妙的小说故事框架。那风清月白之夜，心灵情欲萌动，美轮美奂的情人神话的想象，又给人们带来极大快感。商州这种民风纯朴的粗野情趣，是贾平凹乡土小说生存的真实环境。莫言则说得更直白：“缭绕在我耳边的是故乡的方言土语，活跃在我眼前的是故乡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用说，“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包括大豆、高粱”，都深深地作用于莫言的精神记忆。所以，莫言才感到“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具有相同特色的历史传说故事和风流放荡传奇，同样深深作用于莫言的记忆。莫言所生长的这块土地自古多豪杰，那些稀奇古怪的传说也就格外强悍。“一类是妖魔鬼怪，一类是奇人奇事”，真正培养了莫言对大自然、对山川、对英雄豪杰、对杀人越货的敬畏。这种敬畏，逐渐转化成敢作敢为的性情和神奇怪诞的想象力。因此，原始故乡地理和原始故乡民俗文化，皆能给予作家亲切而苦涩的体验。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对故乡亲切而又苦涩的情感，对于贾平凹和莫言非常重要。野性生命存在的价值体验，提供了作家独特的想象天地，给予作家丰富而又生动的文学材料，诱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同时，又激发了作家对原始故乡的历史与现实的沉思，激活了作家对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反省，构成了独有的审美情调和文化标本。原始故乡的情调，不仅具有地域意义，而且具有文化意义。对乡土文化的发掘，具有深刻的阐释价值。他们不是浮面地去还原一些生活现象，而是把历史记忆与艺术虚构巧妙地统一起来，从而显示乡土中国的封闭性和古朴感，以及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的古老文化精神。贾平凹与莫言，从深度探索中寻求生命发现。乡民一旦接受并信赖祖宗百代所遗传下来的宗法精神，对现代文化精神的认同就会迟钝；在这种神秘和苦涩里，乡土中国社会的沉重与悲怆就压迫人心。作家的内心是极度矛盾的，当他们沉入故乡历史生活中时，通常对历史产生了神秘的敬意，对现实社会产生更大的绝望。
作家们不自觉地企图以历史精神来复兴民族，这几乎是很具普遍性的倾向。虽然对故乡亲切而又苦涩的感情是带普遍性的感情，但是，贾平凹和莫言，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去表现这种情感。表现乡土生活，其实，隐含着作家对现实和未来生活的判断，因为作家要超越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建立自我的生命哲学。
在理解贾平凹与莫言对原始故乡的复杂态度时，一方面，必须承认，那独有的生活真实的传奇性和放荡感，确实能扩张人的自由心灵，激发人们超越压抑，赢得心灵解放；另一方面，必须看到，那种对历史生活图景的渲染，决不是作家对乡民外在行为的认同，而是对那种反抗性的放纵精神的弘扬。他们不是把野地的男女狂欢作为生活理想，而是赞赏那种敢作敢为的大胆反抗精神，应该说，在这种价值体验与价值判断中，批判精神比抒情精神更应占主导地位。贾平凹和莫言对于乡村情感生活信息，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纪实，而是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处理，所有的信息进行了重新组合，由此，显示出新的思想倾向。这就告诉我们，进行乡土小说创作，一方面，我们必须调动并搜集那些原始故乡的生活材料；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独创意识。以现代人的眼光，以现代生命哲学的理想去重新评价生活。评价生活比还原生活更具审美意义，贾平凹与莫言，为了表现作家对原始故乡的复杂情感，让我们去重新评价生活并选择新的生活方式。鉴古知今，只有了解历史的生活方式，才能选择正确的现代生活方式。贾平凹与莫言的原始故乡中的人们的生活，毕竟，过于沉重和悲惨。一条巨大的经济绳索，犹如一条大蟒缠绕在乡民的身上，还有那宗法观念的枷锁和专制文化政治秩序的刑具，深深地压迫着乡民。悲剧生活状况笼罩着乡民的生活。在如此苛酷的生活状况下，贾平凹与莫言笔下的乡民，竟然还能唱出悲壮的狂欢的歌，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原始主义的崇拜。崇拜反抗，崇拜野性，崇拜仁义，崇拜善良和美，正因为如此，贾平凹与莫言对原始故乡的复杂情感，才能化成动人的小说艺术。贾平凹与莫言，以艺术深深地打动了乡土中国读者的心灵，给予了他们生活下去的辽远的启示，他们对原始故乡的表现，不只是白描，也不是新闻纪实，不是乡土采风，而是具有生命意义的历史沉思、现实沉思和人性评判。
6．5．2价值认同：故乡的美丽想象与野蛮生活叙述
审美生命形象的创造，蕴含着作家自己的价值理想与价值批判意识，其中，价值认同与价值否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家的叙述态度。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小说，艺术形象的生命价值存在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充分展示了贾平凹与莫言的才能。他们把亲切而苦涩的故乡生活记忆从潜意识中提取出来，参照神话和怪诞艺术品格以及古典文化精神，虚构出粗野而神奇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传奇，这些故事里，有他们熟悉而陌生的乡亲。由于这种纪实与虚构的艺术行为，最终总是落实在语言叙述之上，所以，读者只能通过作家的语言艺术去领略他们的心灵世界和乡土中国。
虽然贾平凹与莫言在对待原始故乡的态度上具有一定的近似性，但是，他们的文化教养、审美趣味、风土人情、价值取向和创作气质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心中的乡土中国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心理和艺术创造。
他们以原始故乡为背景，创造出粗野而神奇的形象，他们对性的肆意渲染和对官僚政治弊端的批判，使粗野而神奇的小说世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由于在情感的调控上，莫言格外放纵，贾平凹则有所节制，这就导致他们的语言风格各具奇异的美学特征。那种原始故乡的地域特征，因这种文字的渲染、人物的特异、地理的不同，显示出齐鲁文化与秦楚文化之间的共同性联系和内在性独立。与此同时，它带有作家个人所独具的鲜明的个性，因为作家力图以不同的风格写出他们独异的原始故乡。
在《浮躁》的序言里，贾平凹特别声明：“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作为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莫言也如实表白：“我第一次在小说中写出了‘东北高密乡’这五字，是对故乡有意识地认同”，因为，故乡对莫言而言，“是久远的梦境，是伤感的情绪，是精神的寄托”。
由于他们一开始便自觉地选定这种原始故乡作为创作出发点，因而，他们的小说，便易于找到可供比较的契合点，但是，由于个人情感方式的不同，这种风格又鲜明地烙上了原始故乡人格观念的印痕。山东汉子与陕南后生，在很多情调上是不同的：莫言尽力由野驶向“狂”，贾平凹则尽力由野驶向“雅”；莫言气势如虹，无拘无束，放纵激情，语言极度夸张和铺排，很有点“爆炸”的味道，力图穷尽感觉的生理可能性和心理可能性。山东性格，尤其是胶东半岛那种豪强而又深沉的特性，在莫言小说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在莫言看来：“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怔气和雄风”，“必须有邪劲儿”，这“狂气”、“雄风”、“邪劲儿”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即艺术创作中的叛逆精神。莫言不满足固有的表现方式和创作典范，而是试图不断反抗，借助反抗意识表达自己对生活、对乡土、对乡村历史的真正理解。莫言总是选择军人的视角，其实，这军人的视角在他的作品中变形还原为强盗、土匪的视角。
莫言所追求的“狂气”、“雄风”和“邪劲儿”，不可避免地以粗暴的情节方式构成，不可能通过古典和雅致的抒情去实现，于是，莫言感情极其投入地表达着原始故乡的原始景象。他选择了黑沙滩、枯河、石场、麻地、“球状闪电”、“酷热的夏季”，还有那密得不透缝的“红高粱”地。生存的环境异常残酷，人性极端暴戾，整体氛围显得异常恐怖与阴森，莫言的小说，不仅写出了弱者与强者的对抗，而且写出了强者与强者的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