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市场作为一种经营方式，也是与当前中国社会信用水平较低状况相适应的。多次重复交易是提高社会信用水平的一个必备条件，然而大量小规模经营者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经营方式，仍能够长期生存经营。因此在相当多的场合，机会主义成了他们的理性选择，这就导致中国社会信用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在这种状况下，任何交易者都是不可信的，即便收到现金支票也必须在货款划入自己账户的情况下才能发货。正是出于对这种当面看样砍价、货款两迄交易方式的需求，导致了专业市场这种集中贸易方式的需求，从而在中国信用状况较低的状况下，把交易风险降到最低。
专业市场以现金交易为主的交易方式，是与结算工具缺乏的状况相适应的。当然，现金交易方式目前正在多数较大规模的专业市场中减少，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绝大多数交易以现金结算。这是由于专业市场是一种体制“异端”，不为国有金融体系接纳，因此无法利用国有金融体系种种便利的结算工具，更何况国有金融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际能够灵活运用的结算工具也并不多。
从上面这些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专业市场本身是发展初期的产物。
1994年是浙江专业市场的鼎盛期，这以后，浙江专业市场交易额增长率较低，并出现了下降趋势。可以预言，随着浙江经济的成长，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建设的深化，专业市场走向某种程度的萎缩，很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四、围绕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
轻纺工业加市场，浙江发展初战告捷，形成战略突围的较好趋势，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开始考虑下一步发展战略问题。一场围绕要不要把外向型经济作为浙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1985年，在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当时的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省内专家，完成了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初稿。
这一关于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初稿认为，对外开放是浙江经济的战略支点，由内向循环转为外向循环刻不容缓。当时浙江扩大再生产的追加投资，除了中央政府计划分配外，主要来自省内；追加物资除了中央计划当局分配外，相当部分依靠与国内省市协作；浙江产品销售的结构大体是，省内自销60%，省外销售30%，外贸出口10%。这条内向循环的路子，从根本上制约着浙江经济的增长。
基于这一分析，外向型发展战略初稿展开了四点重要分析。
第一，外向循环才能扩大浙江再生产的投资来源。浙江和所有不发达地区一样，存在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投资不足的矛盾，然而这个矛盾无法在本省范围内解决，也无法完全依靠国家来解决。因为经济增长同投资不足的矛盾是全国性的，国家能够回拨本省的投资很有限。解决资金短缺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于外部输入投资，通过世界范围的资金转移来实现“原始积累”。
第二，外向循环才能摆脱浙江省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浙江缺少自然资源和耕地，且浙江基础结构和基础工业落后，能源、交通、原材料严重短缺。
仅仅依靠省内的力量无法解决两部类协调发展问题，只有实行外向循环，把资源基础由本省扩大到世界范围，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当地自然资源局限，扭转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
第三，外向循环才能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实质就是对外开放问题。
当代先进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我们要实现技术进步，就必须大量从世界发达国家输入科技资料，包括作为技术物化形式的先进设备和各种科研成果、科研装备、科技人才。显然，对外开放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条件。
第四，外向循环才能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销售市场。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特定产品的省内和国内市场必然会缩小，最后遇到销售困难。如果这个困难不解决，增产的商品就不能实现其价值。
省内1984年已有研究机构提出，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应该采取外向型的战略模式，大力发展专业化、社会化商品生产，走一条以进养出的路子。这是较早从发展战略角度，跳出省内自求平衡的内向发展模式，提出从省内循环、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
当时，浙江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已经从实际工作中感受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紧迫要求。上虞县灯泡厂、风机厂和联丰玻璃钢厂的产品都是国内的紧俏商品，然而他们不仅盯住国内市场，还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质量，产品挤进了国际市场，打入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值利润翻了几番。上虞县县长顾仁章提出，必须加强外向意识，早日进入国际市场，“要有成为国际型企业家的雄心壮志”。
然而在体制机制方面，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存在很多禁锢。1984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港商向浙江一家外贸公司订购夹克衫，要求面料与里子为同一颜色。然而，面料是杭州生产，里子是宁波生产，各地都不准坯布外流，只好分头印染，导致面料和里子的色差严重超标，外贸公司为此赔款。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还有自有外汇不能自主使用，缺少外贸经营权等。
（二）西子湖畔的激烈争论
1985年6月24日，省政府召开浙江省经济、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会议就在西子湖畔的大华饭店举行。这个会议的一项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初稿。
外向型经济是当时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实际工作非常薄弱。浙江于1980年才开始具有外贸出口自营权，以前则一直由上海经营浙江的外贸。
1985年，浙江外贸出口总额仅9.4亿美元，只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的3.4%，按当年汇率中间价计算，仅占浙江GDP的6.4%。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这一外向型发展战略遭到了当时多数发言者的质疑，这些发言者几乎都在事实上不赞成省里采用这一提法，尽管有些发言者并没有明确说出这一点。当时正是黄梅天，天空阴沉沉，气压很低。会场内的气氛，也和天气一样，让人感觉很不爽，弥漫着一种对于外向发展战略的批判情绪。
笔者当时参加了这一会议。会议是在大华饭店紧挨着西湖的二楼会议厅召开的，也就是现在的中楼多功能厅。大华饭店已进行多次改建，不过这个多功能厅仍是20多年前的建筑。
根据笔者记忆，会上主要有三种反对观点。一是全省经济工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各个方面，如我们还必须利用好国内市场等，因此外向型经济这么一个提法，是难以涵盖全部经济工作的；二是实施这一发展战略，且不说其中的困难，还将面临国际政治和经济风险；三是一些具体指标可能难以实现。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还清楚记得当时有老厅长指着他们说，这么大的外贸出口数字，实现得了吗？记得还有一些人把过程和目标等同起来，说这种外向型经济的提法不符合浙江实际。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的吴敏达，在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的内刊上发表了《各级领导都要重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一文，委婉地透露了省内外反对实施外向型战略的情况。
吴文介绍说，省经济研究中心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浙江的基本战略方针应当是发展“开放式、外向型的商品经济”。“开放式”就是要打破封闭状态，发展地区之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全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循环；“外向型”就是要发挥港口海运和地理位置优势，把对外开放作为全方位开放的长远方向。
吴敏达用了非常委婉的措辞来告诉我们，省内一些人不甚赞成这一战略。吴文说，在杭州开的战略讨论会上，省内专家学者以及上海经济区的同志，对这个战略方针发表了各种意见，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争论，“一种较为接近的看法”是：近期充分利用省内市场和国内市场，长远以对外开放为导向。
在北京开的战略讨论会，似乎是遭到了一片反对声。吴文是这样介绍的，一种意见认为，提出开放式、外向型经济是积极的，但需要做深入、慎重的论证。另一种意见认为，开放式、外向型经济不适宜浙江全省，只适宜宁波、温州等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再一种意见认为，浙江不应采取开放式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方针，理由是：用什么“型”概括战略方针太简单化。
（三）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对于是否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带动浙江经济全局发展的战略方针，当时全省上下并没有形成共识。1986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战略》），没有出现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提法，看来是不得已只好把这一提法去掉了。
然而，《战略》初稿中关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要思想，却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战略》文本指出：
“浙江省情特点表明，仅仅依靠本省的资源条件和资金积累，难以实现持续的扩大再生产。”
“浙江省具有利用国内外资金、资源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浙江省长期发展的路子应当是：依靠港口海运和区位优势，逐步把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和资金积累源泉由省内扩大到国内外。”
“大力发展外贸和非物质产品生产，把浙江建设成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基地。”
浙江在实际工作中，终于逐渐形成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格局。即使长期是浙江外向型经济短腿的利用外资，这几年也有较大进展。
浙江实际利用外资1979年至1987年合计，只有广东的11.1%，江苏的31.2%。2007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103.7亿美元，上升为广东的60.6%，江苏的47.4%，虽然仍有较大差距，但确实有了很大提高。
外贸出口逐渐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强项。正如《战略》初稿所预见的，1998年以后，国内市场终于逐渐出现了商品销售难问题，这从国内物价水平的下降中可以得到证实。1998年至2003年，全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每年下降1至2个百分点，2003年的全省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只有1998年的93.2%。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积极调整贸易结构，加快外贸出口，全省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1986-2000年，浙江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2.8%，是一个不算低的增长率；2000-2007年，浙江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0.9%。
2007年，浙江外贸出口额达到1282.9亿美元，已占浙江GDP的49.6%。
2000年以来，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也保持了13.4%的高速增长。
深入分析，轻纺优先战略与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内在必然联系。浙江当年缺少资金，缺少人才，缺少自然矿产资源，缺少大型骨干企业，缺少较强的工业基础。然而，浙江毗邻上海而具有把产品销往全国的市场优势，改革开放解除了基层和群众的束缚而具有较强的创业创新活力，历史形成的商业传统而具有较强的发展激励，发展轻纺工业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然而，随着浙江经济规模快速扩大，无论是资源还是市场都出现了供给和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时对于尚缺少技术创新能力的浙江而言，最佳的选择就是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由内向循环为主，转为内向和外向循环并重推进，从而进一步保持和拓展浙江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所以说，浙江对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应该是在1985年以后展开的。轻纺优先虽然突破了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做法，但这仅仅是回归传统，产业结构仍以日用工业品为主，扩大再生产方式仍以内向循环为主，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发展模式。而随后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拓宽了浙江经济发展空间，强化了现代要素对于浙江经济的促进。正是就这个意义而言，1985年关于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以及随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于浙江突破传统发展模式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经济经营方式随着生产力快速发展，形成了快速提升的阶段性变迁。
第一个阶段是拾遗补缺阶段。大致是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主要是给城里的企业打工，以及利用边角废料和计划管不着的原料生产经营日用小商品。我们于1988年对浙江乡办机械工业企业等距抽样统计表明，生产零部件的企业约占全部企业的63%。
第二个阶段是区际贸易阶段。主要是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后期，浙江个体私营及集体企业的低档次日用工业品，大量销往“三北”地区，即西北、华北和东北，数据显示1990年浙江出口贸易额仅占全省GDP的11.6%，浙江人的“四千”精神就是从那时开始传为佳话。
第三个阶段是国际贸易阶段。主要是90年代中期至今，浙江商品大批销往境外并迅猛增长。1995年，浙江出口贸易总额60.9亿美元，占全省GDP的18.1%；2007年达到1082.9亿美元，列全国第四，占全省GDP的49.6%。浙江外贸出口额已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