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率先贫穷”压力遇上历史性发展机遇的时候，形成了急风暴雨式的率先改革和发展。与此同时，这种率先发展也给后发地区带来了较难逾越的壁垒，形成了浙江人所说的吃“头口水”效应。
（二）大众创业：解放思想的草根力量
创业活动一般被看做是社会精英的专利，但在浙江，已经或正在普及为一种大众行为，这就形成了浙江解放思想进程，具有强有力的社会行为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的支持。
按人口平均的产业活动单位较多，或者说是小老板较多，是浙江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浙江每万人口的产业活动单位为104.4个，仅低于上海、北京和天津，列全国第四位。且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浙江产业活动单位的平均从业人员，已达到32.9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人。这说明浙江的产业活动单位，已不再完全是以小取胜。同年，浙江每万人口的个体经营户达到640.8个，比居第二位的河北高200多个。如果说，江苏人是为境外老板打工，浙江人则是为自己打工。从精英创业到大众创业的巨大变化，典型地反映了浙江在多层次激励机制的环境下要素动员的普遍性以及经济社会的高度活跃。
企业所有制结构，经历了私营企业取代国有集体企业的过程。2007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按注册登记类型分，国有企业仅295家，集体企业也只有571家，私营企业则为3.3万家。私营企业已全面替代国有和集体企业，占200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64.7%。
创业组织形式，经历了从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到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个体工商户迅猛发展，这一势头在1996年趋于平缓，到1999年，个体工商户数开始下降。私营企业发展在1998年开始加速，从2002年开始，私营企业的增长稍快于个体工商户的增长。2007年，浙江个体工商户为180.7万户，私营企业已达45.0万家。
创业者构成发生巨大变化。20多年前，老一代创业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开始艰难的创业活动。脑袋里没有知识，口袋里没有钱，体制前景不明朗，勇气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新一代创业者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生或长大的，他们在老一代构筑的创业平台上，具有较好的投资环境激励，不仅有创业勇气，更有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改革开放初期，创业者的主体是农民，现在则已扩展为多种多样的社会群体。下岗工人创业，大学生创业，海归派创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业者队伍。在浙江创业舞台上，演绎着一个个大众创业时代的新传奇故事。
较强的创业活动构成了浙江解放思想的基本推动因素。创业较强就意味着社会活力的极大增强，意味着对于传统观念和传统上层建筑的较强冲击，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从而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了浙江解放思想进程。
（三）全面小康：改善民生要求深入解放思想
长期来，我国在劳动、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初次分配关系上，一直存在着偏重于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的问题。当然，这里除了部分的主观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存在着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即相对于资本而言，劳动在国民经济分配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经济增长较快，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并不多，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民生问题。
就全国而言，1983年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一下降在1993年至1996年有所上升，1996年至今则继续下降。2007年，根据计算，劳动所得占GDP的36.1%，比1978年下降6个百分点，资本所得比重同期上升约20个百分点。
浙江的情况亦大致如此。根据1995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1994年的47.2%，下降到2007年的39.6%，下降了7.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所得和政府收入，则从1994年的52.8%，上升到2007年的60.4%。目前美国的情况大致是劳动所得占GDP的70%，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占GDP的30%。欧洲则是劳动所得占GDP的60%，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占GDP的40%。这就是说，在浙江的分配格局中，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至少比美国低30个百分点，比欧洲低20个百分点。
十分明显，改善民生不仅要求加快生产力发展，同时还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努力调整分配结构，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用政府“有形的手”，来扭转和改善分配问题上的“市场失灵”。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情况，中共浙江省委于2008年4月17日，召开第十二届三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全面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定》，提出了八个方面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任务。
这八个方面的主要任务，莫不体现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积极强化政府职责，着力改善社会利益格局的精神。一是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二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四是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五是改善城乡医疗卫生和健身服务，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六是加强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七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优化人居环境；八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后，在2008年1月份召开的浙江省人大第十一届第一次会议上，省长吕祖善进一步提出了以提升浙江经济和改善民生为主线的“六大行动计划”，其中后三项直接与民生相关，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到2008年下半年，这些行动计划均已公布，充分显现着新一届政府新的价值取向。
五、以人与环境积极互动为支撑的解放思想乡土环境
解放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客观环境的产物。为什么浙江的“率先贫穷”能形成率先解放思想的行为特征？这是因为浙江的贫穷，在浙江独特的自然环境下，是贫而不困，思想依然活跃，行动少有拘束，客观环境激励依然较强；而其他有些地方的贫穷，则是一种贫困，即由于客观环境的因素，是又贫又困，思想和行动都具有较大拘束。客观环境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倾向和行为特征，这就使得解放思想并不是一国内的普遍行为。而且，人们改变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又改变人的价值取向和行动，进一步强化环境和人之间的积极或消极的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加快或滞缓解放思想，浙江则是前者。
（一）社会支持：基于人与自然积极博弈的农业文明的传承
在浙江，人与气候和土地，构成了一个互动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的三要素之间，形成了较强的多元、多层次、互为作用的正反馈，形成了崇尚实干、精于计算的社会价值观，产生了一系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这也导致解放思想能取得较大的经济社会绩效，经济社会绩效进一步推进解放思想进程，形成了解放思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反馈关系。
气候导致劳动和土地产出之间的积极互动。在浙江的气候条件下，土地能容纳较多劳动，只有当劳动投入达到相对较高水平以后，才会导致土地边际产出为零，这就不断激励农民增加向土地的投入。气候的多样性和土地产出较多，导致土地产出多样性和劳动的复杂性，这就要求农民合理组合全年作物，强化农业劳动的筹划和管理，使得浙江的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投入，还需要一些起码的智力投入，推动全社会智力水平的提升。提高土地产出的过程，锤炼和孕育了浙江农民的行为特征，形成和优化着浙江社会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