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当时，农村集体经商首先要冲破计划经济对于农产品的高度管制，其次是冲破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清规戒律，第三就是冲破对于社队经商的不正确认识。
实践证明，建立多种流通渠道，允许市场上有竞争，有利于搞活经济，也有利于国营商业改善经营。浙江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在农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不是单靠种田为生，有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的传统技艺和本领，这方面的收入是不少地方的一个重要财源。当时，浙江各地农村冲破极左思想束缚，积极走出了不准社队集体经商的禁区，还开始大力允许和支持农民个人外出经商。
“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1978年，义乌县平畴公社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中，认为“鸡毛换糖的路没错”。他们指出，新兴大队1976年煞“鸡毛换糖”的风，只溜出去一二十副担子，这一年缺肥料，粮食减产。1978年，公社党委松了松手，新兴大队出去了70多副担子，收回鸡毛1万多斤，提供出口红毛2000斤，积储鸡毛这一特等有机肥8000多斤，当年虽然遭受严重干旱，但粮食总产和单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平畴公社干部认为，鸡毛换糖是社员正当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一种重要经商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利多弊少。决定“把捏了多年的布袋再放开来”。1979年春节前后，全社相继有700多副担子出门，其中仅一个大队，即收回鸡毛1．94万斤，可望增产粮食5.2万多斤。
（二）“为专业户的兴起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专业户拉开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序幕。然而当时有人按照老习惯，在专业户和小农经济之间，甚至在资本主义之间画等号。有人说：“什么专业户、重点户，本来就是单干户！”“什么新生事物，本来就是老批判对象！”有些部门出于这种认识，也不支持专业户。
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1982年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专业户是专业化商品生产的雏形，是农村走专业化、社会化的过渡形式。很可能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它的意义不亚于包产到户的全面实施。这篇调查报告指出，必须向干部说明白，过去一切都搞集体经营，搞得干干净净，不对。现在恢复了一部分个体经营，这是对的。
专业户、重点户当时还处在数量不多、经营规模不大的起步阶段，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一是大批剩余劳动力有了出路，象山县以此消化农村2.27万个劳动力，占全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多。二是使那些有技术专长和经营才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使得农村闲散资金从消费转向生产，也使得一部分人首先劳动致富成为可能。三是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经济效益高、提供商品多，当时象山县良种场有4个专职饲养员和1个专职技术员，一年最多仅提供4200只鸡，而象山县大徐公社海口大队薛延年一家三口，就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了。国营养鸡场、良种场养鸡年年亏本，薛延年养1只鸡可赚五六角钱。四是不仅国家得到好处，集体也得到了好处，象山县养鸭专业户每年上交生产队170元，无偿提供肥料10万斤。
这篇调查报告呼吁，各部门要满腔热情地扶持专业户和重点户。有关部门的工作，要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发展商品生产的希望寄托在专业化生产上，在支持专业户、重点户方面多下点工夫。
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就是在这一阶段开始迈开艰难而快速发展的步子。1978年底，全省个体商业仅剩2080户，1979年即增加到8091户，1980年3.2万户，1981年5.0万户，1982年7.9万户，1983年21.4万户，1984年达到46.6万户，形成了迸发性的快速增长。
（三）推动和支持农民合股办厂
个人经商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个人办厂更是难以为社会允许。所以当20世纪初期，农民合股办企业的做法刚刚出现的时候，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就争论得异常激烈。
1980年8月5日，《浙江日报》报道了中共临海县双港区委，正副书记带头投资办厂，带动群众投资入股解决资金困难的事例，引发了一场产生广泛影响的讨论，也开创了台州股份合作办企业的先声。后来有人说，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
过了几年，黄岩路桥有四兄弟合股办了年产值上百万元的冰箱配件厂，有关部门要对他们进行审查。这事使得县委大为震动，县委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于1983年正式发布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规定》。后来有人说，这是全国县级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文件，首次使这类企业具有合法的经济地位。当时，其他一些地方也相继发布了不少有关文件，1998年以前，温州市就有8个这类文件。浙江省政府也于1989年出台了全国第一份针对股份合作企业的省级指导性文件——《关于积极引导和完善劳动联合举办的合作经营企业的通知》。
究竟是哪个地方发布了股份合作制第一个文件，温州和台州一直在争。
台州人说是自己第一，温州人说是自己第一，反正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于我们众位看客来说，不妨把它作为浙江改革开放的一段趣闻，没有必要弄得很清楚。然而这一段推动合股办厂的经历却非常有意义。
1980年4、5月份，临海县双港区委决定由6个公社联办一个金属薄膜厂，主要生产涤纶薄膜等产品。当时这类企业很少，产品销路很好，但出现了资金不足的困难。县银行贷了设备和生产资金款7万元，还缺少造厂房的2万元资金。怎么办呢？区委商量后决定，厂一定要办，资金有困难，可以借鉴渔民造船打硬股的办法。
什么是“打硬股”呢？台州沿海地区的渔民，一家一户造不起船时，就几个人联手，投资入股，合伙造船出海，赚了钱按股按劳平分，当地人称之为“打硬股”。然而入股通知自6月18日在全区8个地方张贴，一直到6月25日截止期，一个投股的也没有。当时人们有思想顾虑，除了怕亏本外，更是怕“走偏方向”。
针对这种情况，区委再次果断决定：区委领导带头买股投资。书记和主事的副书记各出250元，合买一股，同时发动机关其他干部投资买股。在书记带领下，2万元股份很快卖完了。参加投资的干部、群众有上百人。210平方米的厂房一个月内完工，买来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双港金属薄膜厂很快开工投产。
一年后，双港金属薄膜厂的股东都拿到了1倍的红利。这一年，双港区出现了26家“社社联办”企业（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股份制这个提法）。临海全县出现了130多家联户企业，后来发展迅速。原双港区改为白水洋镇后，全镇很快就拥有民营企业数百家，其中上千万元企业10多家，5000万元以上的2家，出现了灵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和良福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双港金属薄膜厂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最终卖给了别人。
至于《浙江日报》为此而展开的讨论，受当时形势和认识的局限，最后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不过，《浙江日报》发表了不少支持中共临海县双港区委做法的来信和文章，这给了当时双港区委以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三、破除“左”眼看能人观念
当时人们把具有经营能力，或有一技之长的人，统称为能人。然而大凡有点能力的人，都会有些脾气，由此再加上有些人习惯用显微镜来无限放大这些能人的缺点，这就使得有限的能力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严重的是，当时还有一些人习惯用极左的观念来看待能人。
中共浙江省委在1984年指出，哪一个人没有缺点、没有错误？有些人看起来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无所作为，这是最大的缺点。如果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继续让那些混日子的人当家，经济体制再好也没有用。
（一）“左”眼看能人，能人变坏人
开发人才是当务之急。发展商品生产、创办社队企业、发展家庭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各种人才。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才未被发现，有的未被起用，有的使用不当，有的已经外流。根本问题是“‘左’眼看能人，能人变坏人”。不肃清“左”的影响，不破除陈旧观念，人才再多也出不来。
当时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把思想从“左”的影响等观念中解放出来，是发现人才、起用人才的关键。1984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在转发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关于农村人才开发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应当把开发人才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战略措施，大量起用分散在农村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各种人才，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讨论一次人才开发问题，破除用人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念，树立起同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新的用人标准。
（二）眼睛向下、能人遍地
1982年初，绍兴县钱清乡由乡党委书记带头，组织乡、村干部进行了一次人才普查，发现全乡有各种人才515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专门技术和经营能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8%，其中被认为称得上能人的有66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绍兴县钱清乡针对各人不同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积极落实政策，使一大批能人有了用武之地。
中共萧山县委1984年按照新时期用人标准，调整全县各级领导班子，把一大批年纪轻、有文化、懂管理、善管理的能人，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据当年上半年统计，全县起用当地能人526名，聘用外地人才623名，合计1149人。省政府1984年召开全省乡镇企业优秀厂长、办厂能人表彰大会，表彰了200个优秀厂长和能人，为全省作出了榜样。
能人成为浙江一代企业家的成长起点。10年以后，能人做法仍在继续。
1995年，绍兴县斗门镇色织五厂资不抵债近200万元，企业设备陈旧，人心涣散。镇政府当时任命30岁的袁柏仁任厂长，3年后的1998年，这家厂不仅由亏转盈，而且成了绍兴轻纺城里的一家名企，到了2007年，这家企业已更名为浙江纵横轻纺集团，资产总值35亿元，袁柏仁被2007胡润财富榜列为第116名，形成了从能人到着名企业家的历史轨迹。
如今再也不需要党委和政府来任命厂长经理了（除了极少数国有企业），这是历史的进步，但能人治厂却是浙江企业家——现在有人称之为“浙商”，成长初期的一段佳话。